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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年鉴》一书考略(下)

点击数:56302011-09-20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为许多人误读误判,而相关文献研究缺失。本文从目录学角度,辨析著录源流,考订作者虚实,提出“《年鉴》一卷”最早著录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官修书目《崇文书目》,为北宋前期国家馆藏典籍。《年鉴》一书原有作者,自郑樵《通志·艺文略》后,作者遂佚。

关键词:宋代;年鉴;考证三、内容探究

 

古典文献基本上是依据其内容性质进行分类。作为古代学术文化演进的重要文献载体,艺文志向来有“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之说。“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宋代《年鉴》一书,由于作者不明、解题亡佚,其内容已无从准确判别。查考见存文献,无论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种类书,还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诸家辑佚典籍,均无该书流传至今的内容残存文字信息,可谓“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但根据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从著录类别、术数发展等方面仍可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从古典目录分类来看,史上有关《年鉴》一卷的五次著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均列入子部。《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宋史新编》将其归入五行类,《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将其归入五行类中的阴阳家。单从目录学分类上判别,《年鉴》一书属术数中阴阳五行类书籍无疑。

然五行类抑或阴阳类的划分,在古代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历史概念,不论在名义还是在分类上,史家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史记》的《日者列传》,叙述汉武帝聚占家决娶妇择日,有五行、勘舆、建除、丛辰、历、天人、太乙七家。五行即“日者”之一种,专指讲阴阳五行时令的一种术数派别。《汉书·艺文志》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其中五行类则是此类占家的总称,内容包括阴阳五行时令、勘舆、灾异、丛辰、太一、刑德、遁甲、六壬等31家各种择日书籍。《隋书·经籍志》从“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出发,把风角、式占、卜筮、形法、杂占等272种书籍归入五行类范畴。盛唐时期编纂的法典《唐六典》,认为,“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宋代藏书家陈振孙云:“自司马氏论九流,其后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皆著阴阳家。而天文、历谱、五行、卜筮、形法之属,别为《数术略》。其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至其论术家,则又以为羲和卜史之流。……然则阴阳之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不知当时何以别之”,“隋唐以来子部,遂阙阴阳一家。至董逌《藏书志》,始以星占、五行书为阴阳类”,因“以时日、禄命、遁甲等备阴阳一家之阙”,将阴阳家与历数、卜筮、形法并列,收录33部书籍。《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则认为,“五行休咎见於《洪范》。盖以征人事之得失,而反求其本,非推测祸福,预为趋避计也。后世寝失其初,遂为术数之所托”,五行、阴阳“二家之理本相出入,末流合而一之,习其技者亦不能自分别矣”,故把“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归为数学,“星土云物”归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并将术数“析而别之”为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为阴阳五行之属。其阴阳五行之属著录的书籍包括太乙、遁甲、星历、选择诸书。

最早收录“年鉴”的《崇文总目》,以及后来的《宋史·艺文志》、《宋史新编》诸书,均未对五行类书籍进行细分,且书目的分类、编次都较为混乱(详见下文论述),五行在上述各书中只是除天文占书类、历数类、卜筮类(或蓍龟类)之外各种术数流派的一个总称。关于术数中五行的分类,研究最深、分类最细的当数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天文、历数、算数、五行四类归为术数,收书1463部。其中,五行类收书1014部,细分为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覆、占梦、杂占、风角、鸟情、逆刺、遁甲、太乙、九宫、六壬、式经、阴阳、元辰、三命、行年、相法、相笏、相印、相字、堪舆、易图、婚嫁、产乳、登坛、宅经、葬书共30个小类,阴阳类收书71部。明代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仿效郑樵的五行分类,仅将行年并入三命,其阴阳所收书籍与《通志·艺文略》完全相同。

郑樵关于《年鉴》一书的细分,为我们探究该书的内容提供了具体方位。参照有关文献分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粗略判断:

一是清代学者姚振宗对《隋书·经籍志》的研究成果。《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收书272种。姚氏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中,通过考证,细分为33类。其中,将《天皇大神气君注历》、《万年历》、《历祠》、《田家历》等10部书籍归为“历纪类”,将《东方朔历》、《太岁所在占善恶书》等9部书籍归为“杂占吉凶灾祥类”,将《杂忌历》、《太史百忌历图》、《晋灾异簿》等16部书籍归为“禁忌及灾祥类”。其小注云:“《通志略》以上三类之书汇次为一,曰阴阳。阴阳所包者,广于本志,章段节目,未尽分明,故不从之也。”“本志”即《隋书·经籍志》。姚氏此话,清楚地说明,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阴阳类汇集了《隋书·经籍志》中历纪、禁忌、吉凶灾祥三类共35部书籍,但收录的书籍又多于《隋书·经籍志》,只是未按历纪、吉凶灾祥、禁忌灾祥作进一步的细分。显然,《通志·艺文略》阴阳类所收录的书籍应为时日吉凶禁忌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收录的数量上更多而已。

二是史上有关“日书”、“年历”、“阴阳书”等有关记载。古代的术数历来和星命、选择时日结合在一起。择日之书,向有“阴阳”、“五行”、“时令”、“月令”、“日书”、“历书”、“历注”、“历忌”等不同叫法。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与“年鉴”相似的的选择类书籍的记载。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就有甲、乙两种《日书》,约为战国时期作品。这两种《日书》皆采用干支纪法纪日、月,以四象二十八宿观象授时,按阴阳五行学说推断吉凶,从而选择出行、见官、谋事、造房的方向和时日,其中还有不少驱鬼、占梦、禁忌的资料。《旧唐书》蒋乂传记载,“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二十)。关于“年历”,除极少数典籍在史部编年类中以“年历”冠名之外,古文献中的“年历”大多与历法有关。《旧唐书》以《晋书》记载,“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并载皇甫谧撰《年历》一书。《梁书》曾载陶弘景著《帝王年历》(《梁书》列传第四十五处士)。唐代元稹写有《长庆历》一诗:“年历复年历,卷尽悲且惜。历日何足悲,但悲年运易。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所叹别此年,永无长庆历。”而关于《阴阳书》,《北齐书·宋景业传》载:“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隋书·萧吉传》:“及隋受禅让,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据专家考证,“上述‘阴阳书’乃是当时历注、时日宜忌的通称,‘阴阳书’此义是后世的主流。”唐太宗时,“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刊成,诏颁天下”,其中三篇为宅经、禄命、葬(《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二十吕才传)。检索《通志·艺文略》阴阳类目录,不乏《广济阴阳百忌历》、《五行家国通用图历》、《选日阴阳月鉴》、《阴阳书》、《六十甲子时辰星吉凶法》、《选日精要》、《铁扫帚年月》、《五姓万事历》等诸如此类的书籍。《年鉴》一书,列于上述书目之后,当为同一类书籍。

三是“年”的概念的演变。“年”的概念最初是基于物候所产生的,其本义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甲骨文中,“年”呈现出的是果实丰收的形象。《说文解字》:年从禾,谷熟也。《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年的含义逐渐由原来的物候特征向天象纪时转变,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广泛运用于古代天文、历数,并衍生出择日、占卜、命理、星相等众多的术数派别。“年”所与生俱来的物候和农时的本义,在农业生产生活中逐渐为“月令”、“月鉴”、“月录”、“十二月”、“七十二候”、“四时”、“田家”、“时镜”、“时节气候”、“岁时”、“时令”、“授时”、“农候”等等词汇和概念所取代。而诸如“年忌”、“行年”、“年庚”、“月值年灾”(亦作“年灾月厄”)、“年寿命运”等时令吉凶类的词汇,则广为流传开来。《灵枢经·阴阳二十五人篇》记载:“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为年忌。”张景岳注:“年忌者,忌有常数,所以示人之避患也。”唐宋时期是术数发展的高潮时期。“肇于《珞琭子》,衍于李虚中,盛于徐居易”的禄命术曾经风行一时,“古今高人达士稽考天术、推察阴阳,以太乙数而推天运吉凶,以六壬而推人事吉凶,以奇门而推地方吉凶,以年月日时而推人一生吉凶。”周必大《跋廖中〈五行精纪〉》言:“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谈命,故其书满天下”。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年鉴》一书,与同为《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著录的《选日阴阳月鉴》、《阴阳书》、《铁扫帚年月》、《四民福禄论》、《月令图》、《黄帝朔书》等书籍同时出现,其内容也就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述,宋代“年鉴”一书,当为因阴阳五行讲时令吉凶内容的书籍。研究术数历史的现代学者,具体将“阴阳”归入杂占系统中的五行时令类。

不过,也应当看到,按照传统的分类标准去衡量,著录“年鉴”一书的五种典籍,并未完全以类相从,分类不当、前后混杂、疏漏错乱之处比较普遍。《崇文总目》问世后,由于是众手成书,后人不断对其加以纠正。宋代黄伯思曾校正《崇文总目》,指出其人名、分类、年代、史实等17处疏谬;南宋郑樵批评《崇文总目》“编次失书”、“编次之讹”、“编次不明”、“看前不看后”,无日月之书,缺射覆、轨革两家,《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郑樵《通志·校雠略》则全为攻击此书而作”;明代焦竑对《崇文总目》100多种书籍的分类缺失进行纠谬。对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焦竑也同样列举了50处左右在作者、分类、重出等方面的错误。《宋史·艺文志》成书仓促,编者水平不高,向来为后人垢病。《四库全书总目》一再批评该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近代学者陈乐素先生经过考证,列举了该志27处分类不当的错误。至于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其列入存目,评论道:“顾其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书目,唯是书最不足凭。”因此,具体到某部书籍特别是亡佚书籍的著录,历代史志目录、政书目录、私家目录的分类标准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同一部类著录的书籍很可能属于其它部类,不同部类的书籍往往混杂其中、真伪难辨。古代目录文献分类混乱的情况表明,一部书籍的性质内容,仅从分类或书名上是很难判别的,也是不够准确的。《年鉴》一书的内容目前尚不能详断,只能作如上初步判别。四、余论

仔细检索《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目录文献,笔者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带“鉴”字的书名比较多。《崇文总目》中,岁时类有《时鉴新书》,卜筮类有《人伦宝鉴》,天文占书类有《古今通占鉴》,五行类中有《选日阴阳月鉴》、《太乙金鉴式经》、《六壬元鉴》、《人伦龟鉴》、《地鉴》等书;《通志·艺文略》中,有《地鉴》、《易鉴》、《太上宝鉴录》、《式鉴经》、《五星明鉴经》、《龟鉴骨法》等;《宋史·艺文志》中,有《韵海鉴源》、《中枢龟鉴》、《唐国鉴图》、《月鉴》、《应轮心鉴》、《周易玉鉴图》等。“鉴”字的广泛运用,可能与《资治通鉴》的编纂取名和当时避讳有很大的关系。

据清代魏松在《壹是纪始》(光绪重刊本)文史类卷之九中考证:“史书称鉴始于宋”。当时大量阴阳五行类书籍以“鉴”冠名,显然是受到《资治通鉴》命名的影响。宋太祖赵匡胤,祖名敬,追尊翼祖简恭皇帝。避正讳“敬”,或改为“照”,或改为“严”,或改为“钦”,或改为“景”;避嫌名“镜”,或改为“鉴”。钱东垣在《崇文总目》辑本中,对因避嫌讳“镜”而改为“鉴”的有关书名进行了考释,如礼类《开元礼义鉴》,小学类《韵海鉴源》,小说类《古鉴记》,兵家类《真人水鉴》,医书类《五脏鉴元》,卜筮类《易鉴》、《太乙金鉴式经》、《连珠明鉴式经》、《六壬明鉴连珠歌》、《金娄地鉴》、《老子地鉴诀秘术》,道家类《老子心鉴》等,“鉴”作“镜”。近代史家陈乐素也指正了《宋史·艺文志》因不明避讳“敬”而造成的22处书名错误,如故事类《中枢龟鉴》,地理类《唐国鉴图》,农家类《月鉴》,天文类《应轮心鉴》,五行类《易鉴》、《周易鉴颂》、《金图地鉴》、《地鉴书》等。《年鉴》一书是否本名《年镜》,也因避嫌讳而改,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姑且存疑。

《年鉴》一书的存佚,根据现有资料,目前暂时只能作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判断。通常情况下,古典目录文献是于每一类中著录同一类的书籍,按时代先后排列。以《通志·艺文略》为例,《年鉴》前后书籍编排顺序分别为李淳风《四民福禄论》、《福禄论》。按,李淳风,《旧唐书》有传,生于公元602年,670年卒。经目录比对,《通志·艺文略》阴阳类收录的71部作品中,有36部已见《隋书·经籍志》,除此之外又有6部见《新唐书·艺文志》,余下的29部绝大多数为推断时日禁忌、禄命吉凶方面的书籍。换言之,《通志·艺文略》阴阳类收录的包括《年鉴》一书在内的29部书籍,可能是唐代后期或五代至宋初新出现的。联系到唐宋时期术数发展特别是禄命术的盛行的背景,《年鉴》一书似可断定为唐末宋初作品。

与历史上许多古籍的命运一样,宋初三馆典藏的三万多卷书籍,因兵燹等故,在北宋后期许多就已亡佚了。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即距《崇文总目》编纂完成仅几十年之后,“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佚之数浸多”(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靖康之难,“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见《宋史钦宗纪》),“书史以来,安禄山陷长安以后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来蓄积,自是一旦扫地”(见《靖康要录》卷十四)。连《崇文总目》,到宋末元初也已没有完整的本子了。郑樵生活在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经历了靖康之难,以“一闽中布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当时《通志》的编纂,或许也只见其目,未见其书。现存南宋的三大私家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未著录《年鉴》一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可能与北宋以来对天文、六壬、遁甲、三命以及其他阴阳书实行书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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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崇文总目》原本已佚,目前见到的仅为清代钱氏辑释本,所收录的书籍有限,而《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宋史新编》五行类与该志又几无差别,《国史经籍志》五行类也基本上仿《通志》而作,故不予参照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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