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年鉴的“官书说”、“官书化”及“平民化”
点击数：39392012-09-30 00:00:00 来源: 腾龙公司客服中心-19908888867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关于年鉴是否为“官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片面强调“官书”的理念，由此衍生的“官书化”的年鉴不利于年鉴的发展，年鉴应该走“平民化”之路，才能有利于中国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年鉴；官书化；平民化
关于年鉴是否为“官书”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时期年鉴编纂热兴起时已经被业界有所关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年鉴界在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①直至今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停止。笔者认为，有争论才有进步，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实，这个争论“实质上是年鉴为谁服务的问题，也触及年鉴的根本功能问题。”②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由此还可以衍生为“官书化”与“平民化”的探讨。
一、“官书说”的由来、认识及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源于欧洲，起于历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年鉴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笔者阅读范围有限，对于1980年以前编纂出版的各种中国年鉴，只看到部分资料介绍，并没有看到过实样，所以不敢妄加评论。而对于之后的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笔者不仅看到过许多实样，自身也从事年鉴编纂工作多年，因而在实践中有所感悟。
首先，对于编纂年鉴目的的认识。1979年11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时，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③基于此，自1980年的《中国百科年鉴》创刊开始，中国的年鉴事业开始呈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就是所谓的“年鉴热”兴起。最初编年鉴的表层原因可以认为是时任领导的指引，对于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当时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反思，各业百废待兴，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需要文化发展的支撑，而年鉴编纂恰恰适应了这种需求，因此“年鉴热”兴起也是必然的。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中国的年鉴编纂工作，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个热潮。这个热潮很是不小。1928～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至少创编了104种年鉴，平均年创刊10种多，这种发展速度是1980年以前中国100多年年鉴发展史上所没有的；当时不少人已认识到年鉴的重要性，其认识并不亚于我们今天的认识。”④这与年鉴当初起源的背景相似。其次，对于年鉴是“官书”的认识。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最初大部分年鉴是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以及企业院校、科研机构主办，属于所谓的“官书”范畴，“私营”的极少，因而业界许多人士和读者都赞成“官书”之说，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笔者也曾这么认为。“年鉴自传入国内以来，其市场运作模式，已是‘定规’，只是多了点中国特色——官方主持。”⑤“不论地方综合年鉴编辑部门归属如何，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官方著述则无疑义。”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已经把地方综合年鉴归属于地方志范畴，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就是地方志编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大部分年鉴编辑单位就是在各级地方志机构中，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体制和中华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出版管理制度与文化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⑦由此，从倡导者、组织者和编纂者来说是“官方”，“官书”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这个理念形成后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年鉴的权威性得到保证。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到如今的中国体制机制现状，一般而言，国人还是比较能接受“正统”、“正史”这个观念，所以，对于由所谓“官方”机构组织编纂出版的历史、文化类等书刊，基本持认可的态度。事实上也如此。为了能够把此类的书刊编好，政府部门从资金、人员等方面，都会给予支持，对于其内容、事实、数据等也会严格审核，把握其质量关。笔者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每年在年鉴编纂时，对于撰稿人所提供的稿件进行编辑以后，一般经过编审人员的三审三校，有时还需要增加审校次数，而年鉴的主编或者主审一般是由年鉴编纂单位的“一把手”或者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担任，在把握编校质量关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官书”的权威性。
其次，年鉴内容的严肃性得到保证。作为政府部门的“官书”不同于其他书刊，就地方综合年鉴而言，它逐年记载某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各行各业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新成就，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探索。这就要求在年鉴内容的选材上要把握好真实性和准确性，不能如同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浮想联翩，可以纯粹虚构，也不能为了迎合读者的某些低俗口味或者片面追求宣传效果，而采用不实之词。
第三，年鉴的基本资料来源得到一定的保障。由于年鉴由“官方”主持，所以，目前大多数年鉴的资料来源于党政职能部门撰稿人提供的稿件。每年在组稿之前，年鉴编纂部门往往会通过行政命令，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组稿通知给各撰稿单位，或者召开由全体年鉴撰稿人参加的组稿工作会议，或者分多个专题部类内容召开撰稿人座谈会，布置当年度的组稿任务。经过多年的实践，这样的模式如今看来虽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保障年鉴基本资料来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第四，年鉴的发行形式以“官方”为主。就《苏州年鉴》而言，每年年鉴出版后，苏州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以联合发文的形式，要求各部委办局、各市（县）区做好年鉴的发行工作。这种以行政命令形式，对发行而言，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以上四点“官书”理念所带来的最主要结果，我们是否就可以反证年鉴为“官书”且无疑呢？
诚然，从上述四点来说，年鉴是“官书”这个理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切不可以此为荣，以此束缚了年鉴的发展。“我并不完全反对‘官书’的提法，尽管‘官书’是一个过时的概念，陈腐的名词，用来称呼当今的年鉴，其实带有贬义。在特殊场合借用一下，也未必不可，但切不可以‘官书’自诩，不应该津津乐道。”⑧
二、“官书”理念所衍生的“官书化”不利于年鉴事业的发展
首先，强调“官书”的理念容易导致对年鉴基本性质认识的模糊。其实，从年鉴的起源及发展过程就可以得知年鉴是逐年编辑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被传入中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然而，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每个时期的发展都基于共同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同样从西方传来的年鉴而言，不管由“官方”的哪个机构来组织和编纂，它的工具书性质是不应该改变的，我们不应该被其种种表象蒙蔽而迷失了方向，诸如片面强调年鉴是“官书”，把年鉴和方志混为一谈等等。
其次，片面强调“官书”的理念容易导致年鉴的“官书化”。所谓年鉴的“官书化”，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
第一，年鉴框架设置的“官书化”，可以说类似于“八股文”。笔者随机抽样了10部城市年鉴（包括《苏州年鉴》），发现其中除了一部年鉴（《南京年鉴》）的框架设置在排序上有所不同外（“党政群团”类目位列总共38个类目的第28位，列“体育”类目之后），其余都排列很前。这固然是年鉴编纂规范化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官书”理念的问题。笔者翻阅了《中国百科年鉴》（1988），除“专文”和“特载”，其余部类按照“中国概况”、“各省、市、自治区概况”、“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建设环保”、“工业”、“交通邮电”、“农业”、“水利”、“对外经济贸易”、“商业”、“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社会、生活”、“各国概况”、“国际会议”、“附录”（均为三级框架设计）；另外，“大事记”、“新闻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逝世人物”为二级框架设计，排在“中国概况”前。反观如今的综合性年鉴，特别是城市年鉴，虽然岁月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绝大多数年鉴的框架设置仍然超越不了这种模式。这对于年鉴人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年鉴界早有学者和同行提出可以参照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国民经济行业标准》来设置框架，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有种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年鉴编纂者的编纂理念和立足点的问题。虽然目前中国的文化体制与国外出版管理体制有所不同，但是随着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步更新，“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因此，年鉴编纂者要敢于打破旧观念，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不能被某些不符合实际的规定所束缚，不能使一直被人诟病的“八股文”现象在年鉴中有所体现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年鉴选材内容的“官书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长篇不加编辑地选登有关报告、决议、决策等。笔者并不反对在地方综合性年鉴中选登《政府工作报告》等具有政府公报性质的文章，它对于年鉴的选材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不能因此全部一字不漏地刊登。年鉴毕竟是资料性工具书，不是文件汇编，所以不少年鉴或者采用“摘要”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者采用撰写“文摘类”条目的方法，进行处理，或者采用刊登文件目录（表格）形式进行处理。例如，《苏州年鉴》（2011）“生态文明建设”分目下设“《关于建立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意见》出台”条目，明确苏州市按照“谁保护、谁受偿，谁受益、谁补偿，谁补偿、谁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率先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生态补偿保护机制。《苏州年鉴》（2011）还把“市委重要决策”、“市政府重要决策”内容以文件目录（表格）的形式置于“附录”中，不仅减少了篇幅，而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按此线索查找，真正起到工具书的作用。二是重视政绩工程的记载。笔者认为不能一概否认政绩工程，因为其中不乏为百姓解决衣食住行困难的工程。然而我们应该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分析究竟为百姓带来了多大的利益。比如有些实事工程，决策者信心满满，可是不到一年 ，“豆腐渣”工程的原形就显露出来了。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吗？三是报喜不报忧的问题。这是在年鉴中普遍存在的，许多年鉴编纂者当然希望能够“秉笔直书”，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种种原因，真正能做到确实有压力，这就需要编纂者的勇气和较为宽松的环境。在编纂《苏州年鉴》（2011）时，编者发现相关部门对于因部分老动迁村民对拆迁补偿款政策变动不满而引起的“通安等地群体性事件”都没有反映。为此，编者查阅了报纸、网络及权威机构相关文件，最终在与多方沟通后，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妥善处置通安等地群体性事件”条目形式，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这起影响颇大、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
第三，年鉴发行形式的“官书化”。就《苏州年鉴》而言，虽然也尝试着年鉴发行走市场化的道路，但因种种原因而搁浅。近两年，随着文化体制的变化，年鉴出版后采用赠书的方式代替原本发行方式倾向明显。
三、年鉴的“平民化”能促进年鉴事业健康发展
年鉴的“官书说”、“官书化”容易掩盖年鉴资料工具书的性质。既然年鉴是资料工具书，那就是大众都能接受并选用的读物，也就是说年鉴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走“平民化”的道路。所谓“平民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于年鉴的工具书性质，确立“民众史观”的意识。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中谈到：“在史学研究的路上，我受四种学术流派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从这里获得史料和考证的教益；其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史学，令我更加懂得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归纳分析的研究方法；再次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多少注意到社会下层人物的历史；最后是年鉴学派和西方新史学的影响，使我开阔眼界，多方位多层次地去观察历史及其变迁，树立建立整体史的研究目标。”⑨无论年鉴编纂机构怎样变化，作为年鉴编纂者一定要从其工具书的性质出发，编好年鉴，充分体现其服务社会现实、服务民生的功能，否则，年鉴的读者群越来越小，就根本没有生存的价值。
其次，倡导年鉴“平民化”之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重要著作一版再版，影响深远，引领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致力于普及马克思主义，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为更多的群众所掌握，连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⑩在如今提倡“以人为本”的现实生活中，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年鉴工作者更应该摒弃旧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充分体现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上向大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不避民生难题、直面民意关切。报告对会前媒体等民意调查中楼市调控、调控物价、收入保障、民生“三难”、食品安全、校车安全、道德诚信、网络民意等八大民生热点都有“回应”。作为逐年编辑出版的资料工具书——年鉴，怎么有理由可以不走“平民化”之路呢？虽然这条路会遇到种种困扰，或者跌宕起伏，但只要改变观念，不怨天尤人，积极做出努力，相信会有收获的。
再次，在年鉴框架设置上重点突出，有所侧重。《广州年鉴》设置了“社情民意”分目，《苏州年鉴》（2012）在“特载”篇中增设“民生热点关注”分目，尝试重点反映有关民众衣食住行等关注的问题。此外，在选材内容上，更注意全面反映贴近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在语言上力求避免“官话”、“套话”和“废话”。孙关龙先生曾提出“我国年鉴编纂的‘三民’原则，即为民办鉴，记民喜忧，替民说话。”，笔者认为如果真正能做到的话，年鉴的读者范围自然会扩大，发行量也自然会增加（当然不会像《老农夫年鉴》那样）。那么，年鉴资料工具书的服务功能也自然能充分发挥，其生存空间也必将扩大。
参考文献：
①②崔义萍：《论年鉴的存史功能》，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③《中国年鉴事业发展大事记》（1979～2010），载《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④孙关龙：《方志不能年鉴化年鉴不能方志化》，载《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⑤许之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一点思考》，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⑥张子忠：《年鉴创新、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与自主知识产权刍议》，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⑦周南非：《地方综合年鉴的创新定位》，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⑧许家康：《年鉴的实用性、读者定位及创新方向》，载《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
⑨社会学视野网，2010年4月18日。
⑩李金山主编：《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孙关龙：《中国年鉴的现状及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