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主办: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

首页>>回顾与展望>>年鉴史

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点击数:66592011-01-24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英国在天津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不仅传播中国文化,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早在1912年,英国在本土首次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年鉴》,作为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华的资料性指南。1921年,天津有限出版社出版了英文《The China Year Book 1921-1922》。内页有“中华年书参考书:特资中华民国教育应用”的字样。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1921年至1922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外交、财政等情况的综合性年鉴。从主编所写的前言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英国于1912年出版的《中国年鉴》的再版本。因此,从出版的年代来说,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主要由英国人编写的英文《中国年鉴》。

该书主编是英国的伍赫德(H.G. W.Woodhead),他是《北京和天津时代》的编辑。蒙塔古 ? 贝尔(H.T. Montague Bell),不仅是该书的副主编,而且曾是《华北日日新闻》的编辑。

该书主要的编写人员由英国专家和特邀的两位中国学者组成。英方专家和编写的章节主要是:W.Sheldon Ridge(中国地理)、Forsythe Sherfesee(森林)、V.K.Ting(矿产)、H.A. Reeks(邮政)、Rodney Gilbert(军事)、Arthur Sowerby和Grpver Clark(鸦片)、Milton R. Stauffer(外交)、H. H.Fox等人(工业和公司)、Dwight W. Edwards(中国北方的饥荒)、Don B. Patterson(汽车)、P. Campbell(保险)、R.A. Whitamore(船业)、M.Picard Destelan(报刊)、W.F. Collina (民法)和W.R.Strickland(盐业)等等。中方专家有L.K.Tao教授,他撰写了“中国教育”;而Yang Pao-ling负责“中国河流”的撰写。从上述来看,英国人承担大部分内容的撰写工作。这从一个则面反映出20世纪初英国人对中国国情的熟悉程度。此外,该书的编写得到了中方的帮助,主编在《前言》中,就提供资料的中方人士表示感谢,其中就有当时中国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和Wu Lien-the博士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1921年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在英国1912年出版的《中国年鉴》的基础上对原书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从该年鉴的目次来看,全书分为33个章节,分别为中国的地域和人口、地理、动物群、森林、气候、人种和语言、报刊、农牧业、矿产资源、钱币和重量单位、贸易、财经、货币、建设、法律、交通、军事、教育、历史、河流、制造业、宗教、北方的饥荒、俄国在华的问题、中国的战争和战后的问题、政府和人物等。另外,书后还附录了人名、地名索引和中国地图。

二、中国学者们编写的英文《中国年鉴》

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了《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1936》。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写的英文《中国年鉴》。该书内页有孔祥熙题写的“中國年鑑”四字。此外,蔡元培为《中国年鉴》撰写了《前言》。他指出,此书是“为了适应广大英文读者长时期来的需求”而编写的。他亦提到了1934年11月13日去世的史量才先生,称他的逝世是“一种无可估量的损失”,并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表示特别的感谢。

该书的出版与国内多方的支持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中国年鉴出版公司给予出版经费上的赞助。其次,为了该书的编撰工作,当时成立了专门的董事会,它由蔡元培、李石曾、俞佐庭、陈立廷、冯炳南、郭秉文等十二位人员组成。而且,他们推荐《The China Critic》的编辑桂中枢任主编。另外,张静江、张学良、陈立夫、朱家骅、李宗仁、刘湘、杜月笙、孙科、于学忠、邵力子等45位著名人物,对该书的出版伸出了援助之手。书中的《支持者名单》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可见,当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它的编撰和出版事业。

1935年版英文《中国年鉴》撰写分工情况表

 

序号

各章名称

撰稿人

头 衔

1

地形学

张其昀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2

历史概要

顾颉刚

燕京大学教授

3

天文学

余青松

国立天文研究所主任,中国天文协会主席

4

气候

竺可桢

气候学研究所主任

5

人口

陶孟和

社会学研究所主任

6

国民党

崔唯吾

出版署前任主任

7

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

高一函

检察委员

8

行政院

彭学沛

行政院政治部主任

9

立法院

谢保樵

编译处长

10

司法院

谢冠生

司法院总秘书

11

考试院

陈大齐

考试院院长

12

检察院

钱智修

检察院委员

13

国家经济委员会

秦汾

国家经济委员会总秘书

14

对外关系(1928-1935)

刁敏谦

外事部情报和宣传处前处长

15

华侨

陈春圃

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6

教育

王世杰

教育部长

17

体育

褚民宜

行政院总秘书

18

海军

陈绍宽

海军部长

19

军队

杨杰

国立军事学院校长

20

航空

姚锡九

中国航空协会总秘书

21

铁路

曾仲鸣

中国铁道部副部长

22

航运业

何墨林、周凤图

中国商船航行公司经理,水路交通部门主任

23

电信

颜任光

电信部电报处主任

24

邮政

张樑任

汇款和储蓄银行董事会储蓄部主任

25

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

谢家声

国家农业研究局主任等职

26

森林

凌道扬

工业部森林处处长

27

动物饲养业

蔡无忌

工业部上海政府检测局长

28

渔业

侯潮海、陈谋琅

渔业部门主任,工业部技术专家

29

农业经济

张一心

中国银行信用贷款董事长

30

合作运动

王志莘

新华信用储蓄有限银行总经理

31

劳工

骆传华

工业秘书等职

32

采矿冶金业

翁文灏

中国地理测绘前任主任等职

33

电影

高元

中国卓越电影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34

水利工程

李协

黄河委员会会长

35

饥荒

章元善

行政院秘书等职

36

商业

章乃器

浙江工业银行副经理

37

对外贸易

何炳贤

工业部对外贸易局局长

38

工业

刘大钧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所长

39

公共财政

陈炳章

财政部秘书

40

银行、金融和信用

张肖梅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部主任

41

佛教

关坰

财政部顾问等职

42

基督教会

徐宗泽

《基督教杂志》总编辑

43

中国基督教运动和抗议援助

刘廷芳

燕京大学神学和心理学教授

44

伊斯兰教

哈国栋

伊斯兰教知名专家

45

健康和医药

刘瑞恒

行政院国家健康行政部主任

注:上图表明,1.该年鉴共有45章;2.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的资料,大多由秘书或主管领导直接负责提供3.书中大多数篇章都是由国内知识渊博和专业上卓有成就的名家教授撰写的。

三、英文《中国年鉴》的比较和分析

上述两部英文《中国年鉴》,皆可谓在华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两者前后相差14,无论在开本和页码、涉及的内容、还是编写方法上,都各有特色,但也存在差异,简而述之,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开本来看,两者都是32开本。除广告页外,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实有1063页,而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共计1966页,两者相差963页。由此可见,两部年鉴的篇幅有很大差别。

其次,从章节安排来看,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仅有33个章节,而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有45个章节。从上表可见,健康和医药、天文学、中国基督教运动和抗议援助、电影等内容,在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都没有。而英国人将“鸦片”也列入《中国年鉴》,明显带有商业贸易的商业因素。这是英国1912年版英文《中国年鉴》编写的主要目的,也是鸦片消费在中国社会真实的反映。

从章节数量的差别,我们也可看出,英国人编的的英文《中国年鉴》在内容上缺乏完整性。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是一部全面反映1935-36年中国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年鉴。另外,它在栏目设置时,参照了1924年《第一回中国年鉴》的总目和那时中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扩充了内容,改变了粗放式的大栏目,采用小栏目。《第一回中国年鉴》设立了土地人口、政治军事、财政金融、交通水利、农工商业、教育宗教六个大栏目,在大栏目下再设小栏目,将相应的内容纳入。如“政治军事”下设宪法、国会、官制、司法、外交、陆军和海军。而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是以细分的编排法,如上述的司法、外交、陆军和海军,单独设立,这种编排法与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既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同。相似的是比较细,不同的是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不标明按照数字的顺序排列的章节。这一点与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体上说,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在章节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和中文的《第一回中国年鉴》。

再次,从文字和图表的编写方法上,英国人编的英文《中国年鉴》主要采用一种文字描述加图表的模式。图表既可以放在一段文字之后,或穿插于中间,运用较为灵活,不受严格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的行文思路。如第一章“中国的地域和人口”,采用先叙述,后列表。第二章“地理”,则采用先列表,后叙述的方法。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也是如此。如王世杰负责的“教育”,采用先叙述,最后附录列表。张其昀编写的“地形学”和竺可桢的“气候”,都是采用文字描述和图表相互交叉的形式,即图表配合文字,为文字提供可靠的佐证。

最后,从提供的资料来看,两者在统计和列表方法上也有差别。以中国的报刊为例,1921年版的英文《中国年鉴》,以省市为目,列出所有的报刊名称和主办者,并说明是日报,月刊,还是季刊等情况。王云五在中国的英文《中国年鉴》中,负责“出版”的撰写,采用图书、报纸和期刊单独叙述和列表的方式,来分别说明每省、市出版和发行的数量以及全国的总数,如南京的报纸有49,上海的报纸有99种,全国合计报纸有450种。又如,南京出版的期刊有38,上海有39种,北平有92种,全国总计1008种。可见,前者是只列出报刊名称和主办者等情况,不作统计,即“列而不计”。后者是只统计数字,而不列具体的报刊名,即“计而不列”。

四、英文《中国年鉴》历史地位和学术意义

综上所述,1921年版的英文《中国年鉴》,是英国人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虽然说其中有中国人参写的章节,但主要是英国人自己编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英、中两国专家合作编写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而1935年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则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它们在英文《中国年鉴》编撰史上,谱写了最初的华丽篇章。

应当说,两部《中国年鉴》都记录着反映中国不同时代特色和文化的统计资料。1921年版的英文《中国年鉴》中关于中国的报刊,据笔者统计,1921-1922年在华总出版845种中外文报刊,其中中文报刊780种,外文报刊65种(1924年《第一回中国年鉴》收录的《中国各地著名报纸表》仅列出178种报纸)。书中列出的中英文刊名、主编、出版地等信息,对文献起着总结、引领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年鉴中的序跋对我们了解年鉴的编撰,对于我们了解中外文化的交流,具有学术价值。此外,它们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于当代英文年鉴的编写提供了借鉴和参照。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中国年鉴》“也因可所载的内容的资料确实性而自豪。”因此,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阮湘等编.第一回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H.G.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 1921-2. Tientsin: Tientsin Press,Limited,1921.

3.Kwei Chungshu.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36(Premier Issue).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35.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

(Top) 返回页面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