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在第十一次中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点击数：38012009-07-23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本文的题目，首先是两任会长的提倡，老会长尚丁提出我国年鉴要编纂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现任会长许家康提出要创建年鉴学学科体系；第二是中国年鉴经过近30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年鉴研究会高举创新的旗帜下，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是提出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这个历史任务的时候了。年鉴的创新，归根到底就是为了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一、命题的提出
1999年，时任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的尚丁老先生，在当年11月给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年鉴第七次学术年会的贺信中说：“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次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这是年鉴界的一次盛会。”“历届学术年会，对我国的年鉴事业的发展，对年鉴质量的提高，对年鉴工作者素质的提高，对年鉴经营管理的改进，都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第七届学术年会入选论文有97篇之多，论文质量也都有较高的水平，这说明我们的学术年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喜庆新中国诞生50周年的日子里，举行跨世纪的学术年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回顾我们的年鉴事业，今天有如此兴旺发达的局面，值得我们欢欣鼓舞。” “纵观这20年来的年鉴事业，历经了不少风风雨雨的考验，也经历了红红火火的发展。我们要认真总结年鉴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准绳，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在探索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年鉴之路。” 〈1〉
200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年鉴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家康会长在《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年鉴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对下届理事会提出四点建议：①继续抓住年鉴创新这个主题，推动年鉴事业不断发展。②努力构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③下工夫抓好年鉴编校质量。④进一步推动年鉴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其中第二点说：“我们虽然在年鉴编纂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年鉴学科体系还有待大家去构建。有必要举整个年鉴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公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学新著，逐步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体系。这是研究会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2〉
尚老提出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在探索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年鉴之路”。许家康提出“要举整个年鉴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公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新著，逐步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体系”。两位新老会长提出的中国年鉴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大致是一致的，用一句话概括即是本文的标题：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其中，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是首要任务（或者说是首要目标），在这样的实践中，才有可能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同时，在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工作中，亦不断地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理论给予指导。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没有具有中国特色年鉴的编纂实践，不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理论，也是很难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这是笔者在年鉴主题报告中第二次运用“铸造”一词。第一次是1999年第七次中国年鉴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用了《铸造中国年鉴的第二次辉煌》的标题。此报告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最后20年我们年鉴界铸造的第一次辉煌，主要表现有5个方面，基本经验有5条，重要差距有5条，提出了在21世纪铸造中国年鉴第二次辉煌的奋斗目标。〈3〉约在10年前，即20世纪将终、21世纪将始之际，提出了“铸造21世纪中国年鉴的第二次辉煌”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与今天提出的“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的历史任务，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铸造是相通的，是互惠的。后一个铸造是前一个铸造的具体化，即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是在21世纪铸造中国年鉴的第二次辉煌的具体表现或说主要标志；前一个铸造是后一个铸造的形象表达，即在21世纪铸造中国年鉴的第二次辉煌是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的一种形象的表达。也就是说，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即标志中国年鉴在21世纪铸造了第二次辉煌。
二、 艰巨的历史任务
无论是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还是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都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1．30年的回顾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转折年份。1979年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姜椿芳向邓小平报告，拟出版与《中国大百科全书》配套的《中国百科年鉴》。邓小平当时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从此，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年鉴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速度之快是世界年鉴史上没有的，也是中国许多文化载体的发展无可相比的。
现知中国第一部年鉴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自此以后100多年中，中国年鉴断断续续，萧条经营。即使历史的车轮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基本面貌仍未改观。“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有《人民手册》、《世界知识年鉴》、《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鉴》等几种年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全部停刊，仅在1973年翻译出版了美国的《科学年鉴》一种。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79年。邓小平指示后，1980年全国即问世6种年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为《自然科学年鉴》）等5种新年鉴创刊，加上继续出版的《科学年鉴》。1981年新创刊《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7种年鉴， 加上复刊的《中国体育年鉴》和继续出版的1980年的6种年鉴，共出版14种年鉴，相比1980年的数量翻了一番多。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印刷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等13种年鉴创刊，加上复刊的《世界知识年鉴》和继续出版的1981年的14种年鉴，共出版28种年鉴，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1983年，《广州经济年鉴》（今《广州年鉴》）、《黑龙江经济年鉴》（今《黑龙江年鉴》）、《辽宁经济统计年鉴》（今《辽宁年鉴》）创刊，地方年鉴开始异军突起。1986年，中国年鉴出版有113种，达三位数。1993年中国年鉴出版有640种。1999年中国出版1300多种年鉴，达四位数。2000年以后，我国年鉴已从数量型增长为主的发展逐步转改为以质量提高型为主的发展，然而数量依然快速增长。2005年约2000种，至2008年11月约2500种。〈4〉从1980年6种至今约2500种，则增400多倍。我们在1999年第七届全国学术年会大会主题报告中说：回顾中国的年鉴事业，“犹如百花苑圃中一支特别鲜艳的奇葩，成为中国文化大洋中一道特有的风景”，“中国的年鉴事业爆发式的发展起来，构成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一次辉煌”。〈5〉当时笔者称之为“年鉴奇迹”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年鉴在系列化、多样化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江西年鉴》、《西藏年鉴》先后创刊，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都有了年鉴，标志省级年鉴系列形成。2002年，《厦门年鉴》创刊。中国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有了年鉴，标志经济特区年鉴系列形成，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年鉴系列形成。我国600多个建制市大部分出有年鉴，城市年鉴系列正在形成之中。高等学校年鉴已有100多种，高校年鉴系列正在形成之中。统计年鉴已有100多种，统计年鉴系列亦正在形成之中。〈6〉
中国年鉴理论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果。中国年鉴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时就重视理论研究。《中国百科年鉴》1982年即创办《年鉴通讯》内部刊物（后移交给中国年鉴研究会办）。1987年开始，《中国百科年鉴》举办多届全国年鉴培训班，被大家称为中国年鉴界的“黄埔军校”；以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年鉴培训基地、上海浦东年鉴培训基地都举办了多期年鉴培训班。1989年，召开全国第一次年鉴学术讨论会（后称学术年会）。1991年创办公开刊物、年鉴研究会会刊《年鉴工作和研究》，1995年改名为《年鉴信息与研究》。从1996年以后，中国年鉴界的学术活动逐步正规化；一年一次编校质量（前期是校对质量）检查评比，至今第10届；每年一次全国年鉴编纂工作高级研讨班，至今第10期；两年一次学术年会，全国年鉴学术年会，至今第11届；三年一次全国年鉴学术论著评奖，至今第5届；全国省级年鉴学术研讨会已召开第11届；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至今第18届；全国县市年鉴研讨会已召开第11届；还有全国地方专业年鉴研讨会3次，全国企业年鉴研讨会2次，与香港《经济导报》联合举办多次年鉴学术研讨会；中央级年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各分片年鉴，上海、云南、山东、河南、辽宁、河北等省市年鉴学会，中石化、中石油、统计等系统的年鉴，都分别召开过多次研讨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各种学术研讨会不少于100次，收到和发表文章、论文不少于3000篇。〈7〉
这些研讨会均以年鉴发展和创新为主题，以主题报告等引路，研究交流年鉴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探讨新时期年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对提高年鉴工作者的理论素质和年鉴编纂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会议实施主题报告制度是我国年鉴理论研究的一项创新，发起人是许家康先生。1996年11月在扬州他（时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对笔者（时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说，以后年鉴的学术会议要以主题报告形式提高质量。你工作忙，学术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可以不管，但两年一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要由你作。1997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笔者作了首个主题报告。〈8〉这个形式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扩展到省级年鉴研讨会、城市年鉴研讨会、县市年鉴研讨会等各类研讨会，会长许家康、副会长陈仁礼、房德胜、王守亚等都作过主题报告。正如许家康会长所说：“研讨方式由原来的即兴漫谈，到论文交流，再到主题报告形成制度，表明研究会学术活动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正规。而这些连续不断、富有新意、水平不低的学术活动，正是研讨会生命力的源泉。”〈9〉我们还先后分别进行各三次地方级年鉴评奖、中央级年鉴评奖；还办有世界上唯一的年鉴学术刊物《年鉴信息与研究》。早在1999年，我们曾撰文：“中国是当今世界年鉴界开展学术研究最为蓬勃的国家，亦是当前撰写年鉴论文和文章最多的国家。”〈10〉时间又过去近10年了，至今仍然是这样，这个年鉴理论研究的世界纪录中国保持了至少10年。
2. 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们已经创造了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一次辉煌，现在正在创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亦已为中国年鉴在世界年鉴之林争得一席地位。然而，我们距离真正创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的目标还相当远。国外年鉴不乏一批乃至说一大批公认的知名年鉴、名牌年鉴，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公认的名牌年鉴，为此我们要奋起直追。另外，国外年鉴界普遍缺乏年鉴理论的研究，至今未见一本理论刊物，亦未见一部年鉴理论著述。因此，构建年鉴学及其体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国年鉴界的头上。这是世界年鉴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任务，中国年鉴界要敢于承担世界数百年年鉴历史上没做过的事。同时，这又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因为要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要构建一门年鉴学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更何况中国年鉴编纂的状况和中国年鉴研究基础都是较为薄弱的。
（1）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
这是我国年鉴界的首要任务，第一任务。那么什么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此抛砖引玉，说一点肤浅的想法。就全国年鉴而言，如用一句话表达，即要初步实现中国年鉴“六化”的战略目标（特色化、风格化、多样化、系列化、数字化、集团化）。〈11〉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例如，年鉴的多样化问题，现中国约2500种年鉴，大量是地方性年鉴，专业年鉴（含企业年鉴、高校年鉴、统计年鉴等）也不少，但综合性年鉴很少，仅那么几种。而代表国家水平的年鉴是综合性年鉴，美国有《世界年鉴》等，英国有《惠特克年鉴》等，日本有《朝日年鉴》、《读卖年鉴》等。再，中国现在多政书性年鉴，即使是企业年鉴、高校年鉴也都政书化。而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是知识性年鉴、便览性年鉴。前者如美国的《世界年鉴》、医学系列中的一些品种，英国的世界兵器系列年鉴，日本的《朝日年鉴》、《读卖年鉴》等；后者如美国《穷人理查德年鉴》、《老农夫年鉴》，英国的《老月年鉴》、《世界大事年鉴》，日本的《时事年鉴》等。〈12〉这在中国都是很薄弱的环节，要发展起来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要进入寻常百姓家更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就每部年鉴而言，则主要的是特色化、风格化，既要有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年度特色、个性特色，且要长期坚持，形成风格化。这也不是一二十年就能实现的。因此，要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笔者在此建议，要展开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怎么实现中国特色年鉴的大讨论。边讨论边实践，以讨论促进实践，以实践丰富讨论，加快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年鉴的步伐。
（2）构成“学”的四个要素
要构建年鉴的学科体系，先要明确什么是年鉴学学科体系。笔者认为，年鉴学学科体系，大致包括主学科年鉴学，及其分支学科年鉴编纂学、年鉴营销学、理论年鉴学、比较年鉴学；地方年鉴学、综合年鉴学、专业年鉴学，乃至地方专业年鉴学、企业年鉴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学科年鉴学。
20世纪90年代前期，笔者承担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任务。由于第一版是按学科编纂出版的，编成一学科就出版一学科，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对全书的总体设计问题。第二版是与国际接轨的综合性大百科全书，是统编的综合性大百科全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总体设计。在总体设计的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已查到的8000多个大小学科中，不少是徒有虚名的。即名义上称“学”，实际上根本不够“学”的资格。《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提供标准知识的书库，是一部权威的学术著作，不允许掺假，也容不得半点水分。所以，经研究，并参考国际上的一些论述，笔者提出了称“学”的几条标准。
（a）要有本学科的一套术语（概念）
(b)要有本学科的理论及其体系
(c)要有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著作
(d)要有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人物
这几点提出后 ，经《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学术咨询委员会等组织讨论通过，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举办的一个论坛上也获得全体与会者的共鸣，后在《光明日报》上以《慎用“学”字》题目发表。文章指出：“一个学科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往往需要数代人的艰苦工作，而不是靠一两篇文章或一两本书籍，说建立就能建立的。根据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研究，形成一门学科，是有其客观标准的。笔者认为至少有四条标准：一是具有了本学科自己的一套术语，二是建立了本学科自己的一套理论，三是形成了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四是有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著作。前两年，笔者在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总体设计的工作中，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中国称为学科的已有近万个，但按上述四条标准衡量，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名不副实的假‘学’、虚‘学’。当今，全社会在商品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假行动，在学术领域也需要打假。学术领域的打假，要求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洁身自好，具有科学良知、科学道德，遵守科学规范；也要求新闻界、出版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气氛，至少不去刊登鼓吹假‘学’、虚‘学’的文章，不去出版假‘学’、虚‘学’的著作。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新闻界、出版界，都应树立起慎用‘学’字的好学风。”〈13〉
（3）中国年鉴理论研究现状中国年鉴理论研究现状既有可喜之处，前面已经简单阐述；又有令人十分担忧之处。担忧之处如下：
（a）起点低、时间短 中国年鉴的编纂历史至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年鉴理论研究的历史起自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至今不足30年，而且年鉴理论研究是从无开始的，或说是从零开始的。至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论文；至今形成年鉴学必须具备的术语、理论没有多少，更没有大家公认的年鉴学的代表性著作和大家公认的年鉴名家；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公认的名牌年鉴。所以说，距离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的目标还相当得远。
（b）国外无更多的年鉴理论成果可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现有大量学科都是先翻译引进国外著作或教材，供我国学者参考或借鉴，在实践中我国的学者再创造或建设有关的学科及其学科的体系。中国现有的数理化、天地生，现代文学、哲学、法学、社会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均莫不如此。无论是科学、文化都是全人类的财富，都应该全人类共享。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只有充分学习、借鉴他人的现有成果，才能更好地进行创新。中国年鉴的起步和发展到今天，也参考和借鉴了国外年鉴的大量经验。然而，国外年鉴的理论研究没有好好开展,国际上年鉴至今没有“学”，也没有可供我们年鉴界参考、借鉴的系统理论研究体系。中国年鉴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探索发展到今天。现在，也要完全靠我们自己的摸索，构建世界上至今还没有的年鉴学，这不仅难度很大，也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c）中国年鉴当前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
《年鉴信息与研究》的稿荒已闹了多年。只有有了丰富稿源，从中选优，才能提高这个刊物的水平。这几年不但稿源不够用，而且已有的大量稿件水平不高。相当多文章停留在一般的工作小结、工作报告水平上；不少文章则是低水平的重复；乃至许多文章的水平不如一二十年前的文章和论文，即不如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章或论文。如最近笔者为撰写《年鉴与地方志比较研究》一文，〈14〉查到《年鉴信息与研究》、《年鉴通讯》上有关这方面文章34篇，除了消息报道等10多篇，共21篇文章、论文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中1982～1990年的《年鉴通讯》上刊登6篇，《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1994年刊登7篇，《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2008年刊登8篇。立论较高、论述较深、给人启示的几篇是：1986年3、4期《年鉴通讯》上刊登的李南星的《年鉴与方志》，1987年第1、2期《年鉴通讯》上刊登的时任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的《方志、年鉴比较说》，1988年第1、2期《年鉴通讯》上刊登的向伟的《地方志与地方年鉴》，时任《余杭志》、《余杭年鉴》主编的周汉如在1993年第2期《年鉴工作与研究》上发表的《互补短长 共同发展——地方志与年鉴编纂浅议》和1995年第3期《年鉴信息与研究》上发表的《从修志到编鉴的观念转换》，时任北京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主任寇兴军在《年鉴工作与研究》上发表的《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15〉上述6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3篇，20世纪90年代前期3篇，没有一篇是1996年及其以后的，也就是说近10多年没有一篇在这方面立论较高、论述较深的文章或论文。
论著评奖，今年参评论文著作的数量是历届最少的，仅60篇论文，1部著作。笔者从主持第二届年鉴论著评奖工作至今 10多年，共四届，前三届每届的参评论文都在约百篇（部）及以上。本届（第五届）却只有61篇（部），不及第二届172篇（部）的一个零头（表1）。
表1 历届年鉴论著评奖参评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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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
年份 |
参评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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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 |
著作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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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
1993 |
7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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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
1997 |
16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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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
2001 |
9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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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
2004 |
102 |
0 |
|
第五届 |
2008 |
60 |
1 |
这次学术年会（第十一届中国年鉴学术年会）收到的论文数，也是自笔者主持第六届年会（1997）以来最少的一次。1997年以后每届年会递交的论文数都在百篇以上。其中，第六届学术年会（1997年在山东济南召开）收到论文168篇，然而仅允许60位入选论文作者与会（另有第二届年鉴论著获奖者40多人与会），为此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北戴河花了好几天时间，才评出入选论文60篇。这次年会仅收到论文80篇，其中《中国林业年鉴》编辑部送交9篇，《北京工业大学年鉴》编辑部送交13篇。这两个年鉴编辑部的理论研究热情应当表扬（注：《广州年鉴》社的理论热情一直很高，20年间已公开出版两本论文集，1992年的《地方年鉴编纂与研究》、2003年的《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大连年鉴》社、《浦东年鉴》编辑部过去的理论热情也曾很高。在此一并表扬）。其他年鉴编辑部应该向他们学习。如不计这两个编辑部送交的论文，本届年会收到的论文不足60篇。当然，看论文主要应重质量，而不是数量。但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一定的数量不可能出质量；更重要的这届参会论文多数还是低水平的重复。
表2 年鉴著作出版一览表（公开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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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书名 |
作者或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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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年鉴学浅说》 |
王斌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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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年鉴编纂百议》 |
王秀山、刘龙华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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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的功能与使用》 |
范作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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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年鉴学概论》 |
肖东发、邵荣霞等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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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地方年鉴编纂与研究》 |
广州年鉴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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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中国年鉴概览》 |
中国年鉴研究会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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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年鉴编纂理论与研究》 |
许明辉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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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 |
李今山、范作义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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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 |
许家康、陈延昌、莫秀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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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方志编纂研究》 |
许明辉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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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年鉴学概要》 |
梁跃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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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年鉴编纂研究》 |
辽宁省年鉴学会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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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编纂论要》 |
李宏江、姚洪波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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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年鉴、社会学研究文论》 |
张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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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鉴理论与编纂》 |
李宝昌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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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 |
李国新、李今山、王砚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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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编辑工作手册》 |
北京铁路年鉴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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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实用年鉴学》 |
肖东发、邵荣霞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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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鉴探论》 |
马国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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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年鉴编纂与经营管理》 |
陈仁礼 、方亚光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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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上海年鉴提要》 |
姚金祥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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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鉴概览》 |
李维民、肖东发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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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 |
谭惠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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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 |
许家康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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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年鉴编辑手册》 |
易行主编 |
注：内部出版的1987年《年鉴编纂实用手册》（汪田、王秀山、刘龙华）、1990年《年鉴学》(程磊)、2003年《中国年鉴史料》（李维民）、2005年《年鉴实用资料》（《年鉴信息与研究》杂志社编）等未计入内。
年鉴著作近些年的出版也比过去少多了。这一点从表1中参评的著作数中已能看到，笔者按手头现有的书籍和掌握的情况所做统计（表2），也显示了类似情况。该表显示：1989～2000年上一个世纪至少出版了19部年鉴著作（其中3部是与其他内容合出的），12年间基本上每年都有著作出版（仅1999年没有），年均出版1.5部多；2001～2008年的21世纪至少出版6部年鉴著作，8年间有4个年份没有年鉴著作出版（2002、2004、2005、2007年）；年均出版0.73部，比20世纪那12年的年均出版量少50%多。应该充分肯定21世纪出版的8部年鉴著作，在质量上比20世纪的前进了一大步。例如同是许家康著的2006年出版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与1995年出版的《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与他人合著）相比；同是广州年鉴社的论文集，2003年出版的《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与1992年出版的《地方年鉴编纂与研究》相比；同是年鉴的概览，2003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上海年鉴提要》与1993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相比；同是手册类书籍，2008年出版的《年鉴编辑手册》与1998年出版的《年鉴编辑工作手册》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深度，以及质量都明显地提高了一个档次。尤其是许家康著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有实践，有理论，且两者能紧密地有机组合，是1979年以来中国年鉴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体现了中国年鉴21世纪初的编纂水平和中国年鉴21世纪初的理论研究水平。然而，21世纪这8年的著作数比之前的12年少了许多，这应该引起年鉴界的警觉与反思。
（d）年鉴学的学科性质是实践性学科
年鉴学不像物理学、化学等实验性学科，多做实验、勤做实验，就能加快学科的建立；也不是思辨性学科，如数学、哲学等多思辨、勤练、勤写有利于加快学科的建立；而是实践性学科，离开实践，是出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的，而年鉴的实践一年就这么一次。况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公认的名牌年鉴，更增加了难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必须要有足够的耐性、高度的韧性。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它的到来，也不能急功近利，以为可以一蹴而就。唯有不断地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且具有高度的耐性、韧性，才有可能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三、未来四年年鉴理论研究工作设想
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是长期而艰辛的任务，但绝不是高不可攀的。应该肯定，中国年鉴界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优越条件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已有近30年的理论研究基础，这个基础是世界任何国家的年鉴都不具备的；而且年鉴编纂实践的经验也相当丰富，近30年这方面的记录亦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年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年鉴获得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界、军界到企业界、教育界等各级领导的强有力支持；有一支相对稳定、理论修养在世界年鉴界中最好的编纂队伍；况且，近30年在中国年鉴界已形成了在实践中进行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中紧密结合实践的好传统；又在理论研究中形成了各抒己见、包容和谐、互补短长、共同进步的好风气。因此，笔者坚信，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是一定能铸造出来的。即使我们这一代年鉴人完成不了，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中国年鉴人大致是能够完成的。关键是从现在开始要为此作不懈的努力，持之以恒地进行实践和探索。因此，对未来四年中国年鉴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以下几点设想。
（一）继续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我国年鉴界一定要树下这样一个雄心，立下这样一个志向，去勇于创新。志向、雄心是很重要的，没有志向和雄心是干不好事的，是没有出息的。中国年鉴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尚丁会长等老同志领导下，一直是很有志向和雄心的，创造了中国年鉴史上的第一次辉煌。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精神，在21世纪创造出中国年鉴史上的第二次辉煌，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二）要燃起年鉴理论研究更大的热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年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年鉴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应该承认，这些年年鉴界研究理论的热情有所下降，理论研究的视野也不如以前宽广；新进年鉴大门的一批年轻同志，与年鉴界的一批老同志（包括离退休和调离年鉴工作岗位的）相比，不但理论研究功力有距离，理论研究的热情也差一截。中国年鉴界的研究力量在弱化，高层次和较高层次的研究人员在减少，这是令人担忧的。而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必须要有更大的实干精神、更大的理论研究热情，也离不开一批高层次的研究人员的投入。没有理论研究热情，如同没有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一样，是做不好年鉴的编纂工作的，也是写不出年鉴研究的好文章、好论文的，更不可能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中国年鉴界没有一定的研究力量，没有一批高层次和较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中国年鉴的编纂水平、理论研究水平是很难有一个大幅度提高的，更不可能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建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人才对我国年鉴界是十分需要的，我们各年鉴社（或编辑部）应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爱护、珍惜现有人才，还要善于调动离退休人员中的年鉴人才，以及其他各界有志于年鉴研究的专家学者。这样，中国的年鉴、年鉴学才有希望。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一些已离开年鉴工作岗位但仍锲而不舍的年鉴理论研究者，他们有的退休了，有的工作岗位调动了，然而理论研究的热情不减，依然坚持撰写年鉴论文，而且很有质量，其中有好几位在第五届全国年鉴论著评比中获奖。为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我们要求中国年鉴界应焕起年鉴理论研究更大的热情，不断扩大年鉴理论研究队伍，提高年鉴实际编纂能力和年鉴理论水平，撰写出更多高质量的年鉴论文和著作。这样，才有希望铸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
（三）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深入讨论，并善于总结已有年鉴学术成果
什么是具中国特色的年鉴？这个问题是尚丁会长在1999年提出来的。在那一年的全国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笔者也作了呼应：“过去20年铸造的中国年鉴事业第一次辉煌，主要是实践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数量型的增长。在21世纪要创造第二次辉煌，则必然是年鉴理论和实践共同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质量效益的提高，走个性化、特色化、风格化道路。这样，才能创造出尚老在贺词中强调的具有中国特色、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年鉴之路”。〈16〉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已有两篇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一是《山东年鉴》张守富的《开拓创新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年鉴体系》，〈17〉一是《中国轻工业年鉴》王相钦和周斌的《年鉴的中国式理解及其流派发展》。〈18〉这两篇论文都在第二届全国年鉴学术论著评比中获了奖。遗憾的是，尚丁会长提出这个大课题以后，一直没有专文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笔者在此重提这个大课题，明确它是我们中国年鉴的长期努力方向，并建议在本届年会上和年会后就这个专题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又如，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学术年会上，笔者提出了年鉴基本属性说、基本矛盾说以及根据“三贴近”方针提出年鉴编纂的“三民”原则，即“为民办鉴，记民喜忧,替民说话”。〈19〉至今过去已整三年了，鲜见文章对这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
再如，近30年来论文和著作发表那么多，究竟至今提出了多少个年鉴术语和年鉴理论，也没有人总结过。笔者认为这方面工作已刻不容缓，应该尽快地做了，在此先发表一点初步想法。回顾近30年的论文和著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些年鉴术语，如篇目、栏目、类目、分目、条目，常规性条目、瞬时性条目，年鉴体，资料性、连续性、年度性，常编常新，年鉴三大组成部分（概文、百科、附录），编鉴三原则（为民办鉴、记民喜忧、替民说话），年鉴内容取舍的“四字”方针（新、大、特、要），年鉴科学观、年鉴发展观、年鉴营销观，主题报告制度等。也提出了一些年鉴理论，如年鉴基本属性说、年鉴基本矛盾说、年鉴发展战略、年鉴个性化理论、年鉴规范化理论、年鉴数字化理论、年鉴创新理论等。当然，这些术语如何标准化，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的定义；这些理论如何系统化、科学化，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确切的定义和内容等，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上述事例说明，在以后4年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中，包括每位年鉴工作者在撰写论文工作中，一定要站得高一些，开阔视野，善于在关键性问题上做文章；也要多看、多读有关论文和书籍，且善于总结个人的或年鉴界已有的年鉴学成果。这样，年鉴界的论文、年鉴的理论研究工作，就会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既有高度又有深度，会事半功倍，把中国的年鉴理论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要学会写论文，提升年鉴理论研究的高度和深度
恕笔者直言，现在我们年鉴界的许多同志不会写论文，为什么在我国年鉴界多年来很多论文（或文章）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为什么近几年一些专题研究的论文（或文章）水平反而不如10多年乃至20多年前的论文（或文章）水平？为什么报告式的文章、总结式的文章不断？为什么一些文章中的大话、空话、套话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怎样写论文。1998年，中国年鉴研究会中央级年鉴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西山举办研讨班时，曾邀笔者到会专门讲了“怎么写论文”这个课题。现笔者简述如下：
1. 论文有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述最基本要求是12个字，论点要新，论据要足，论述要精。
（1）论点要新。论点是一篇论文的灵魂，或说中心。论点要有新意或说创意，要从实际出发，要有感而发，要提高到理论高度。这样立论才有价值，才能站得住。尽炒冷饭，没有新意的论文，不提高到理论高度的论文，是没有价值的论文；无病呻吟，不从实际出发，不有感而发的论文，则是站不住的论文。那样的论文，文字再美，语句再雅，也是垃圾论文。
(2)论据要足。论点新是写好一篇论文的前提，但不等于论点新了一定是一篇好论文。一篇好论文除论点新外，还要论据充足。所谓论据充足，是讲你立论的证据要充分，而不是残缺不全、丢三落四，也不是面面俱到、没有主次。论据充足，包含两层意思：一论据要实，不能虚，即必须实事求是，有三个论据不能说成四五个论据；孤证，即一个论据，则不足为信。二论据要满，即论据要全，有三个论据不能只写一两个，当然这里的全是指主要论据的全，而不是不分主次的全或面面俱到的全。
（3）论述要精。论点新了，论据足了，该论文还不一定是篇好论文，要成为好论文，还要论述精当。所谓论述精当包括两层含义：一指论述精确，即论述要准确，既不能是错误的论述，也不能是片面的论述；二指论述精要，即论述既要丰满又应扼要，要紧扣主题，既不能骨瘦如柴，干瘪得缺血没肉，又不能肥胖，啰里啰嗦，更不能离题十万八千里，没边没界。而是应该言到意明，恰如其分。一篇论文的论述是相当重要的，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准确而精要地阐明本文的重要性和创新性。
2. 要善于总结和引用他人已有的成果
一篇好论文还必然是善于总结和引用他人已有成果的结果。1998年在中央级年鉴研讨班上，笔者就说：我审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学术性刊物委托审阅的论文等）有一个习惯，先看引文目录。因为一篇论文所涉及本专题的关键论文、书籍或一系列重要论文、书籍在这里一目了然。所写论文的引文目录中有这些论文、书籍，则此篇论文的质量一般不会差；所写论文的引文目录中没有这些论文、书籍，那么一般讲这篇论文或是质量低下，或是存在剽窃的嫌疑。我们年鉴界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低水平重复的文章？为什么会存在21世纪的不少文章水平不如20世纪90年代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懂得要在充分总结和引用他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论文。不阅读和总结某专题的他人已有成果，你就不可能清楚该专题研究的水平和现状，就很难不说一些他人早已说过的话，必然会产生低水平的重复；乃至说一些已被他人分析批评过的、事实也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言语。所写论文引用了他人的观点或资料，文中不注明其出处文献，那就存在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会被认为剽窃或不尊重知识产权等问题。有价值的论文，都是在他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进的；也只有在总结和引用他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出的论文才会有高度和深度，才会有一定的价值。
3.实行“三三制”
“三三制”是一位名人总结他的写作经验所提出的一种保证写作质量的方法。很抱歉，笔者记不清这位名人的大名及其“三三制”的具体出处了，查阅多种书籍，请教多位名人研究专家，均未果。但笔者仍要申明，“三三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笔者受这位名人影响，数十年来撰写论文一直坚持的一种好方法。所谓“三三制”,是指一篇论文写好后，不要急于发表，应大改三次，每次大改中间要有数次小改。即论文写成后，要放一段时间，然后陆续小改二三次，后大改一次成为第二稿；第二稿再放一段时间后，再小改二三次，后再大改一次成为第三稿；第三稿又放一段时间后，又小改二三次，后又大改一次成为第四稿。此时，稿件就可以大致定稿了，寄给有关刊物发表了。所以，笔者的论文一般都在要成稿后（或报告后）数个月乃至一二年间再定稿寄出。
俗语说：“文章是改出来的。”不经修改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粗糙，当然也不否认一些学者写出的初稿就相当得好。鲁迅先生说：“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20〉谢觉哉说：“改比写还要费时间、费力。但费的时和力是值得的，不经过这，写的能力不会提高。”〈21〉每次大小改，都应该反问自己，“论点是否有新意？”“论据是否很充分？”“论述是否很精当？”；其间，要不间断地翻看一些相关的书籍、文章，检验自己论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述，有不妥之处要及时改正，有补充之处要及时补上。这样，经过多次、多角度的反问、检验和修改，直到自己满意或基本满意，即自己感到论点大致能立得住，论据、论述大体都可以。此时论文才能定稿，可以寄出去发表了。任何一篇论文，首先应该通过自己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论文，原则上不应该外寄发表。
4.当前年鉴论文中一些常见的弊病
大致有以下10多个，笔者在此点一点，不展开讲了。① 平淡无味，低水平重复。② 缺乏新意，堆积材料。③ 理论陈旧，论据乏力。④ 文无主题，枝杈甚多。⑤ 主题含糊，叙述单薄。⑥ 主题一般，贪长求全。⑦ 段落不明，层次混乱。⑧ 逻辑不清，本末倒置。⑨ 文句不通，晦涩难懂。⑩ 资料不明，结论武断。 体例不一，缺乏规范。 文风不正，抄袭他文。
前些日子，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届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作了《重视学术论文在推动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了我国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国学术论文存在六个大问题：①引言过于笼统，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内容、意义等没有实质性的交代；②论文中不介绍学术同行的研究工作；③论文中参考文献太少，有的仅有两三篇，有的根本没有参考文献；④缺乏必要的论述，因而不清楚论文的重要性和创造性何在；⑤缺乏原创性；⑥不介绍同类已有的成果。他指出的我国学术论文存在的六大问题，在年鉴界也是存在的，其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论文多为低水平的重复，普遍缺乏原创性，论文很少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论文后面没有参考文献……乃至文风不正，抄袭他文。文章最后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学术论文”，“提高学术论文质量，要从提高引用率开始”，“希望写论文的专家更多地引用论文，包括别人的论文和自己的论文”。〈22〉这些对我们年鉴界也都是适用的。
（五）要进一步提高年鉴学术研讨会质量
诚如《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年鉴工作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所说：近10多年来“事前精心准备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主题报告引路，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研讨会议题分散、主题不鲜明、发言各不交集的毛病，提高了研讨会的质量”，“对提高年鉴工作者的理论素质和年鉴编纂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23〉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研讨会的质量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比如，一些事前精心准备不够的主题报告，影响了研讨会质量；又如，较高水平的主题报告后，一些研讨会缺乏组织有效的研讨，与会人员反映会议虎头蛇尾；再如，有的研讨会至今既没有主题报告引路，又缺乏讨论的主题，与会人员反映研讨会成了神仙会，毫无收获，等等。因此，进一步提高年鉴界研讨会水平亦是当前年鉴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在，除全国性学术年会两年一次、城市年鉴工作研讨会每年一次外，省级年鉴、地区县年鉴、地方专业年鉴、企业年鉴的研讨会都是一二年一次，还有不定期的中央级年鉴、各大区年鉴、各省市自治区年鉴、各行业年鉴等的研讨会。每年的研讨会，一般都有两三次或三四次，多的年份达五六次，如果每次研讨会都按要求能做到 “事前精心准备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主题报告引路”，主题报告后又能组织有效的讨论乃至争论，不但提高了研讨会质量，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年鉴的实际编纂水平和理论研究水平，从而促进我们早日编纂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早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学。
（六） 要通过科研攻关和协作，完成几部年鉴著作
许家康会长的意见是，要“举整个年鉴界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攻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学新著。”〈24〉他当时指出，请北大李国新教授联合有关专家完成《中外年鉴比较研究》一书，由笔者与相关专家完成《年鉴学概论》一书。 李国新教授负责的《中外年鉴比较研究》（暂定书名）已经启动。他组织了手下的硕士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北大、北图（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一些专家，已分头开始调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年鉴，开展中外年鉴的比较研究，计划二三年后见书。
笔者负责的《年鉴学概论》（书名是否加“学”字再议,下同）一书，计划此次学术年会后启动。拟与年鉴界一批专家和同仁，进行“科研攻关和协作”完成。计划安排是，第一年出编写提纲（前半年拟拿出至少四份提纲初稿，然后开会讨论，几上几下，拿出编写提纲初定稿），第二年写出初稿，第三年完成修改稿，争取第四年出书。
同时，笔者建议近四年中再编一本《年鉴编纂实践的研究》（暂定书名）。因为以上两部偏重年鉴理论研究，还应有一本偏重年鉴实践研究的书籍。从年鉴学体系而言，《年鉴学概论》一书相当于《年鉴学》或《普通年鉴学》、《理论年鉴学》，《中外年鉴比较研究》一书相当于《年鉴比较学》，《年鉴编纂实践的研究》则相当于《年鉴编纂学》，这样安排似更全面，更妥当。再从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角度来看，当前不但急需《中外年鉴比较研究》、《年鉴学概论》两书，更急需《年鉴编纂实践的研究》一书。此书，笔者建议由许家康会长负责，由他组织年鉴界的专家和同仁完成。
近四年重点攻关这三部著作，是否妥当？是否有更需要攻关的课题及其书籍，连同以上的未来4年年鉴理论工作一系列考虑，是否可行？均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