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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一点思考

点击数：33942010-05-14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内容提要: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在我国的编纂实践中，从资料性的共同前提出发，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发展关系，这使得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受到忽视。现阶段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实践使得其过于强调“全”而“多”，资料性文献倾向凸显，工具书的性质则渐趋弱化，这与年鉴服务现实社会的价值最大化追求相悖，也不利于地方综合年鉴的科学发展，值得思考。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年鉴志书化；年鉴工具性

一、缘起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文化科学不断进步的今天，地方志事业在时代内涵变化下也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为每20年左右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资料的平时积累。但是，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物，其“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思考。在编纂实践中，如何既照顾年鉴的历史使命——资料性工具书，又兼顾到时代任务——为编修志书准备基础资料，这将关系到社会资源与效益的最大化。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一地的对外信息窗口，以资料的权威性与便捷的检索系统，使其为使用者所看重。但随着地方综合年鉴归口地方志部门组织编纂后，年鉴的志书化倾向凸显，在理论探讨上大家对两者的关系论述、结合形式难以取得一致，这对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实践有着直接影响，

二、两者关系的论述

现代年鉴，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重要源头是欧洲大陆的古代历书和英伦三岛编辑的年刊、年书。前者有着“逐年出版”和“各种情况报道”的年鉴基本特征，这成为历书演变为年鉴的重要标志；后者主要以法院的判例为资料[①]。现代年鉴从出现那刻起便承载着提供实用性资料的社会功能，其工具性是第一位的。地方综合年鉴则是现代年鉴日益发展下的一个类别，其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地位不容忽视。如今，国内地方综合年鉴达两千多种，已初现一个遍及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的网络，并将逐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地方综合年鉴“信息网”，这也是地方综合年鉴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体现所在。

地方志书是我国自隋唐开启史志官修后，便已形成的一项延续两千多年文化传统事业，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如今，它则成为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基础事业，继续发挥着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功能。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源自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其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是有区别的。作为“舶来品”的年鉴，工具性是其成长起来的源泉，更是其基本属性和生命力所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实践中，方志已然对年鉴产生了深刻影响，产生着正负效应[②]。正效应是地方志编纂中形成的如秉笔直书、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详独略同、体裁上的四体（记、志、表、录）等正日益丰富着年鉴内涵；负效应是方志悠久的发展历史所带来的如资料分散、部头过大、检索缺失、编纂周期长、社会效益缺位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做法也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发展“步履蹒跚”。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两者的关系，将关乎其是否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是否能找到各自的历史地位！不论“志书化”地方综合年鉴还是“年鉴化”地方志书，都有悖于其历史发展轨迹，也不利于各自的科学发展。

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关系，自近代以来的编纂实践中，主要有长编说、取代说、并行说三种。长编说[③]，即主张一县的年鉴作为编修县志的基础，是县志资料的“长编”，按照规定的志书体裁续修即可。取代说[④]，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在区域性、资料性和时代性上是区别不大的，并未有本质的差别，地方年鉴是地方志的编年史，是地方志一年的横断面，它每年连续不断出版，又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在现实价值上，地方年鉴传播信息及时，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更直接；方志的现代化，就是要缩短修志周期，可以过渡到地方年鉴代替地方志（书），一年一修。并行说[⑤]，即不存在谁取代谁，各有侧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当然，在不断地实践中，“长编说”、“取代说”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更多的人倾向于“并行说”。这也是历史与时代发展所赋予的使命。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是两种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各具特点的地情文献，其发展趋向是并行互补，各有侧重，不可偏废[⑥]。地方志书的资料系统性、因果性强，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存史、资治、教化；年鉴时效性强，反映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直接服务于现实，同时也为下一轮修志提供资料。地方志书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载体，为了解、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年鉴则在保持其工具书特色的基础上，成长为适合反映中国国情的文化载体，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应坚持志鉴并举，取长补短，共同繁荣[⑦]。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实践却使得其工具性日益消弱，资料文献性日益强化，过度强调其资料的“全”而“多”，以服务于编修地方志书的日常资料积累。长此以往，这势必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变成资料汇编的年度刊物，丧失直接服务现实的价值趋向，也自然难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为此，有必要对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的价值取向做一区分，各具其“规”，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

地方志书，对一地历史发展轨迹或规律的资料性演绎与归纳，资料性、地域性、时段性为其基本属性；地方综合年鉴，对一地上一年度的大事要事信息的条目化归类汇辑，直接服务现实社会，以便于人们时时检索使用，实用性、工具性、资料性、年度性为其基本属性。从其性质和基本属性出发，不难看出各自的“规”。

三、两者结合的探讨

从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不同性质和基本属性来看，其结合似乎不可能的，但从其编纂实践来看，学界一致认为两者的资料性为其结合提供了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地方综合年鉴载录内容的实用性、及时性、年度性及易检性，是第一位的，这就使得年鉴选取的年度资料内容以事实为主，旁枝末节涉及不多，且年度特色显著，前后的顺延性不多。故而，我们不能把多年的年鉴内容叠加直接过渡为相应年限的志书，需要对年鉴的资料信息进行再度编辑加工，年鉴资料只能也仅仅是志书编修的一个重要信息源，而不是全部。反之亦然，年鉴的性质和基本属性也决定其不可能志书化，非条目化的年鉴失去工具性自然也就丧失其为年鉴的理由了。

现实中，有人认为志鉴的结合形式除了编纂机构、人员、经费的结合外，就是资料的结合，“统一收集整理资料、统一编纂”；在人力、物力、资源整合利用的结合形式之上，还要在理论研究、编纂方法、运行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取长补短地结合，方能进一步的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⑧]。这种结合，是当前机构改革的大势所趋，但理想化太浓。两者性质、基本属性均截然不同，其在理论研究、编纂方法、运行和管理模式上如何趋同发展？独立发展的轨迹，已是两者历史所作出的，尊重历史，尊重规律，才能走科学发展之路。

年鉴自传入国内以来，其市场运作模式，已是“定规”，只是多了点中国特色——官方主持。《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夯实其“官修”地位，这与其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必然产生冲突，如何处理这“困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放弃市场运作模式，将使其面对的受众面发生变化，其服务社会现实的功能也会逐步削弱，更会使其载录的内容倾向志书化以服务于20年左右的志书编修。地方综合年鉴将不成其为年鉴，这是众多年鉴工作者不愿看到的局面。而又如何避免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提出，年鉴和地方志书两项工作应有机结合，在未来编修综合志书时，采取‘简志加年鉴’模式，既可大大缩短修志周期，又可保证志书质量，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节奏，进而不论省志、市志、县志，字数上都可以大大压缩，充分发挥年鉴的辅助作用[⑨]。这或许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笔者认为，年鉴的资料性工具书定位是其存在的根本，为地方志书编修服务是年鉴“本土化”中衍生的一个“副产品”，不能冲淡也不应该淹没年鉴的主体价值——年度有效信息的工具书。

地方综合年鉴，被誉为一地的“年度百科全书”，其价值在其囊括了一地上一年度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要事大事，为社会现实服务，提供有用信息，供使用者检索查询。地方综合年鉴，不仅仅是年度性资料文献，更重要的价值在年鉴的工具性——检索查询、提供有效信息，这也是年鉴“条目化”体裁独有的功能。从受众面的角度来看，坚持年鉴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就要坚持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为社会大众提供年度有效信息为主的资料信息源。一是年鉴的资料性，即对年度有效信息进行甄别与筛选，为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二是年鉴的工具性，即其检索查询方式、方法应多样化并完备。

[①] 许家康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1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