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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创新、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与自主知识产权刍议
—— 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例

点击数:42152010-05-28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内容提要:本文强调,中国年鉴的创新,需摈弃空泛,厘清本原,即贴近现实和未来需要,切实推进编辑出版理念与宗旨的返璞归真,夯实年鉴编校出版业务基本功;年鉴是按年度或年份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刊,年鉴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其功能作用不同于其他媒体和著述,年鉴功能作用释放得大小或多寡,取决于年鉴资讯之权威性、时效性所能达到的水准和境界,年鉴编辑部门首要的和长期的战略任务是提升队伍素质,致力于在年鉴资讯管用、好使的权威性、时效性上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品牌。

        关键词:年鉴创新;年鉴属性;功能作用;自主知识产权


一、年鉴创新


毋庸置疑,年鉴创新是维系年鉴事业常葆活力而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年鉴从业者都应将此奉为圭臬。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年鉴创新?年鉴如何创新?

何为创新?顾名思义,创造了新的东西,谓之创新。它是相对于原来状况或旧有情形而言。创新应当有具体实在的内容,而不应当是仅仅挂在嘴上的时髦词汇。创新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若把所有的改变或改变性举措,如一鳞半爪式变化或雕虫小技般改进,都称之为创新,未免牵强。一个领域的创新,应该是在该领域达到或触及一定的高度、广度、深度,并对原来状况或旧有情形有实质性或较大程度改变与扬弃,从而是名副其实的革故鼎新、标新立异、推陈出新,才称得上是创新;反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隔靴搔痒,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凡此种种,都不属于创新。 

年鉴创新应该是指在年鉴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机制与运作方式,尤其是制约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的体例、体式,也即年鉴内容与形式的编排章法等方面,确实打破原来的窠臼,进行了实质性、突破性改变和创造,使年鉴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编校出版业务等,都发生了明显和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理念、形态和规范,才称得上是创新。那些体例、体式未变,组稿、编校模式未变,入鉴内容芜杂空泛,出版迟滞,而只在一些细枝末节方面做些小打小闹式变化或改进,则将其誉之为创新,倒不如说是对原来状况或旧有情形的某种增益或改善,充其量不过如此,因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而勃然兴起的中国年鉴热潮,经过近30年的波涌浪滚,喧腾至今,虽仍洋洋洒洒,以全国出版界异军突起的一支规模不容小觑的生力军而颇为自豪,但同时由于事物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也在时时进行自我审视和反省,从而由比较懵懂到比较理性,比较热闹到比较平静。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年鉴界对自身发展的审视程度大大加强,并基于此臧否优劣、揆度规范、阐释事理,其显著特征是将年鉴编辑出版理论的研讨,定格为年鉴如何创新的研讨;创新,既是引领这种研讨的主旋律,也是涵盖这种研讨的基调。于是,言必称创新已成为年鉴圈的普遍现象,关于年鉴创新的锦言宏论与和声共鸣一直高挺不绝,似乎我们各类年鉴在编辑出版方面的理念、手段、水准等诸项基本功都蛮过硬了,只差创新这一步来实施高水平飞跃了。

然而,姑妄言之,迄今为止,中国年鉴界的创新实践及其成果,仍在很大程度上不容乐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长期困扰年鉴界的基本理论与编辑出版实务问题,非但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呈尾大不掉之势。窃以为,这是导致数量达几千种,阵容堪称庞大的中国年鉴群体编校出版水平甚难尽如人意抑或相当不尽人意,其中包括一些地方综合年鉴在内的一大批年鉴的编校出版质量长期在中低线水平徘徊,而在权威性、实用性、时效性等诸方面殊难高企,虽为年鉴大国却鲜有世界名鉴的根本原因。在我国,衡量一部年鉴的编校出版质量,莫过于由权威部门(或机构或团体或群体)经过评比所授予相应年鉴的相应奖项等次具有权威性,譬如特等奖为最高,一等奖次之,二等奖再次。截至2009年末,原中国年鉴研究会现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先后组织举行了四次(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也组织举行了几次全国地方志系统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系统还多次组织举行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由是,荣膺特等奖的年鉴,遂居鳌头,美誉等身,几成业内标杆或楷模。其实不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以有些屡获特等奖的地方综合年鉴(主要是业内所称的省级年鉴、城市年鉴等)之编纂出版质量来看,有的竟在文字表述、行文规范、图片注释等方面存有缺陷和错谬等硬伤,实在是盛名难副。这些问题解决与否、解决程度大小,将继续对中国年鉴界的发展走向施以深重影响。换言之,这远比口头上或皮毛上的年鉴创新更加重要。因为,在对年鉴是何物和应该如何编辑出版之,等这类在年鉴编辑出版学范畴内原属ABC的问题,业内见解与其说不尽一致毋宁讲相去甚远,尤其是在众多年鉴的编辑出版理念、编校出版质量亟需提升、夯实基本功之际,侈谈年鉴创新,有点儿玄虚。

进一步讲,年鉴创新之于中国年鉴界固然重要甚至急迫,但更重要、更急迫,也是更贴近现实和未来需要的,应是编辑出版理念的与时俱进和编辑出版宗旨的返璞归真,夯实我们各类年鉴的编校出版业务基本功,而其根本前提是建设一支基本功真正过硬的高素质年鉴编辑队伍。这一点,正是回归年鉴创新的本原,不予厘清,乃有空喊号子之嫌。


二、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


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是中国年鉴界仍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它看似简单明了,无须探究本原而人皆理解认同,但实则分歧颇多,微言大义,各有所表。

年鉴属于工具书刊类型的现代资讯传媒,20世纪初叶由西方植入中国,其种类较多。搁置中国年鉴界对年鉴分类的争议,简约地讲,年鉴可分为综合类和专类这两大类。据《中国年鉴概览》统计,1950年至2003年,中国共出版年鉴2280种(包括一些非公开出版的年鉴),其中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这两大类中除少部分系反映国际性内容的年鉴外,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反映全国性内容的年鉴,二是地方年鉴,三是统计年鉴;每一个层面又可分为两类,即综合类和专类。把统计年鉴设为一个层面,是基于它的属性和数量。

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年鉴是工具书——按年度或年份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或是等同于资料性工具书的年刊。毋庸赘述,这已成中国年鉴界共识,堪称定论。不过,认识是一码事,实际把握和操作则是另一码事。从部头看,全国数百份地方综合年鉴,以人们津津乐道的“规格”或“级别”论,从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年鉴,到副省级城市年鉴,再到地级城市以及同“规格”的地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年鉴,直至县(区、市)级年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厚重载物”的一大本子,许多年鉴虽汇集了若干资料,撰述了若干信息,但认真翻阅一下,尤其是咀嚼一些条目及其释文,感到尽管堆砌颇巨和用心良苦,而管用和好使的东西偏少,若要用就必须剥皮过筛,想拣 “金”就非得先“披沙”。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何以至此?原因诸多。譬如,体制上某种惯性非得如此,不面面俱到就不算完整,穿靴戴帽、好为人师类的总结、报告、教科书和

新闻报道式的八股文法,语焉不详,赘述无用信息,功利性招摇标榜,等等。从著述角度看,其实就是一条,即对年鉴属性把握不当。由此,把年鉴这一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书刊类的资讯传媒,当作宣传、追风、展示的平台或流行书刊类媒体,来进行庸俗性操作,称之为舍本逐末、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可能言重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和年鉴属性相悖的。

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在许多方面异同互见,但两者在属性上堪称伯仲,即同属资料性著述。所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地方综合年鉴归并到地方志之列。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新编地方志工作的相关意见①,并特别针对“所看到的新编地方志中”“编辑工作中”“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的“所谓‘政治化’倾向”与“宣传色彩”,给予批评,强调新编地方志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要求“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在这里,胡乔木把新编地方志定性为“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1990年1月15日他听取上海修志工作汇报时,就更简洁地称地方志是 “工具书”),至于其功能作用,即志书的价值,则称“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胡乔木这次讲话关于新编地方志性质和志书编纂出版的论述,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奠基立范,影响深远。以此审视、考量我们现有的一大批年鉴(地方综合年鉴尤甚),在著述和编校出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样可以有所裨益。从著述角度讲,究竟有多少地方综合年鉴堪称精品,或达到了精品水准?反之,究竟有多少地方综合年鉴杜绝了空话,摆脱了“政治化”倾向和宣传色彩呢?这,很值得反省。

年鉴属性决定年鉴的功能作用。地方综合年鉴功能作用释放得如何,不仅取决于它所收所撰资讯的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讯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基于:地方综合年鉴所需资讯由一地各有关部门、单位按既定要求提供、撰述相关素材并予以审核把关,再由年鉴编辑部门经过统筹编排、专门梳理和规范性撰修,才得以整合成鉴。同时,由于许多需入鉴资讯无提供方或其他“缺位”因素,而需由年鉴编辑部门自行采编。③年鉴或年鉴资讯产生的这个流程,应从根本上确保其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又体现为一种公信力。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年鉴,编了何用?谁喜欢用?

在当代中国,年鉴或年鉴资讯的产生,反映了一种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的物化。这一点,在地方综合年鉴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恰恰是它,维系和支撑着年鉴或年鉴资讯产生的过程及其权威性。一卷年鉴,从创意策划、拟制框架设计,到组稿、采编,到整合、撰修成一体,到出版、印刷,其繁复劳动不啻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若无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为维系和支撑,很难实施。用行政手段调集广泛的人力和不菲的财力来众手成鉴,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诚然,地方综合年鉴编辑部门归属不一,大部分为地方志部门(多由政府主管),其他分别为社科院、档案局、统计局或党委宣传部、研究室等部门。它们都做不到不依靠外力就能够独立成鉴,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和社会活动来众手成鉴。所以,就年鉴资讯来源的广泛性、严谨性和编辑工作的政务性、规范性而言,远非社会上某个部门或民间某人所能胜任的。

不论地方综合年鉴编辑部门归属如何,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官方著述则无疑义。它是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社会年度基本情况的汇总,称之为政府年报亦可。既然是政府年报,它就必然体现政府的意志和目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给社会相关层面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资讯,而不是随意性编纂。年鉴不是一个筐,想往里装什么就装什么;年鉴也不是什么“百宝囊”,想查找什么,囊中自有。相反,哪些事项和资讯应该上鉴,要有一定之规。指望年鉴成为市井街巷的 “路路通”、“事事通”,什么疑难问题一查年鉴就可以解决或找到解决途径,是不现实的,是对年鉴功能作用的曲解。企盼年鉴像流行杂志等大众传媒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用意虽好,功效却是南辕北辙。曾几何时,有些地方综合年鉴纷纷在“便民”上下功夫,把列车时刻表、公交线路站点等五花八门的“指南”性资料塞进年鉴,效果能好吗?云南出过《中学生年鉴》,内容基本是对一些“原始”资料的杂拼,感觉与书名都不符。大连、乌鲁木齐等城市也曾出过袖珍版的“百姓年鉴”,虽一时有点效应,但都行之不远,无疾而终。因此,地方综合年鉴编辑部门,应该把着力点和功夫下到自己年鉴本身,而首当其冲的是对年鉴属性要把握准,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对其功能作用定位不对。

鉴以致用。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总揽地情之权威性资讯工具书刊的根本属性,要求它以实现资讯最大化、最优化为目的,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相关层面读者快捷地提供管用、好使的各有关方面资讯,并在这方面成为社会各界无出其右的权威性出版物。地方综合年鉴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它的功能作用。抓住资讯的权威性和时效性做足文章,就等于抓住了年鉴的命脉。至于年鉴由于资讯管用、好使,而在存史、资政、利业等方面释放、发挥出来的直接与间接的功能作用,应该看作是它功能作用的衍生。所以,要确保年鉴的权威性,唯有全神贯注地确保年鉴资讯的权威性和时效性。这是打造年鉴品牌的根本手段或看家本领。撇开年鉴资讯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任何人为地放大年鉴功能作用的做法,或对年鉴赋予非工具书刊所应承载的负荷,寄予种种非分的厚望,都不科学,故不可取。


三、年鉴必须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才能生存发展


“自主知识产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专属”性很强的概念。尽管相应解释多种多样,并有分歧,但从词性上讲,有两层含义明确无误:其一,知识产权是靠智力的创造性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并依法享有权利;其二,这一智力劳动成果独立超群、卓而不凡,在权利享有方面是自主的,是其他类似成果不能替代的。

随着社会日益进步,自主知识产权的魅力和影响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不单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带来无穷收益和巨大回报,文化领域中的年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必将从根本上确保其作为一项事业和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有年鉴都有其知识产权,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鉴方为鉴之上品。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综合年鉴都在其显要位置郑重声明:“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或“XX年鉴版权属于XXXXX所有,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文字和形式将本书内容进行翻印、翻译、转载和出版。”这看似是在“维权”,但如果年鉴本身在资讯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上大打折扣,所刊载的资讯不太管用、不太好使,并且在其他著述上也能够查到,甚至后者比前者在资讯的权威性、系统性、完整性等方面更强,那么这样的年鉴即便贴上“维权”标签也无关紧要,虽有知识产权而未必能够自主,其前景必然暗淡。

抱怨年鉴难卖,认为发行渠道不畅、行政推动乏力是年鉴难卖的主要原因,早已是许多地方综合年鉴编辑部门的老生常谈。然而,又有多少年鉴编辑部门能够真正反思自己劳心费神所推出的年鉴,编辑宗旨是否朴实?编辑理念是否贴近时代和社会?入鉴资讯选择标准是否严谨?对资讯的整合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与权威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各界读者的需求有多大裨益?从根上讲,我们年鉴编辑队伍中,真正在年鉴编辑出版业务方面功底坚实、素养深厚而能驾轻就熟、堪充大任,并与新闻、出版界高水平同行相比而不逊色者,究竟占比多少?有多少年鉴编辑系统地研究和借鉴过外国知名年鉴的著述体例、体式和其长盛不衰的缘由?另外,中国年鉴界近30年来除了曾推出简介性的外国年鉴“概览”之类册子和零星的、片段的相应推介文章以外,是否对域外年鉴有系统性、完整性、经常性尤其是前沿性研究成果,以飨我国为数众多的年鉴编辑们呢?中国鲜有世界名鉴,原因何在?诸如此类,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非常普遍的现实性和非常罕见的顽固性,以及非常具体的严峻性,只是长期以来业内似乎颇习惯于因袭俗套、悬浮表面,或热衷于小进则满、不图大变,而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为地淡化、忽略,乃至被难以名状的虚浮景象所蒙蔽和掩盖了。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年鉴圈的人们认真反思,进而躬身改进。

综上所述,年鉴编辑部门应该而且必须时时刻刻把提升队伍素质作为首要的和长期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同时致力于在资讯管用、好使的权威性和时效性上,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这应当是编辑出版合乎规范、名副其实的年鉴,同时向精品年鉴的方向孜孜攀越的正途。舍此,断无捷径和妙法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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