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省级年鉴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
——在第十二次全国省级年鉴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点击数：37592010-09-24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这次会议的主题“省级年鉴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是我向筹办会议的同志提出的建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议题，完全是有感而发。在2009年年底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奖活动中，各级各类年鉴精品荟萃。可是，评委们惊讶地发现，省级年鉴(这里主要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年鉴)整体质量优势已经风光不再。虽然有的省级年鉴质量稳中有升，仍能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更多的省级年鉴质量却不容乐观。有的省级年鉴横比比不过一些城市年鉴，纵比比不过前几年出的同一种年鉴。这是评委们都不愿意见到的情况，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省级年鉴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值得我们认真当一回事去琢磨、去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从各家年鉴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该温补的要温补，该下猛药的下猛药。而从省级年鉴的总体情况来看，似还可以用得着我在前几年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办法：创新框架，完善体例，充实内容，减少差错。下面分别以这些办法为话题，结合省级年鉴的实际作一些探讨与分析。
一、创新框架
这里所讲的“框架”，指的是基础框架；“创新”，指的是适时调整基础框架设计。有人说，“框架稳定是年鉴成熟的标志”。意思是说年鉴基础框架一旦打磨成型之后，无须经常调整。如果在这句话中加上“相对”二字，也许还说得过去，即“框架相对稳定”是可以的、应该的；而框架绝对稳定，一成不变，则会使年鉴走进死胡同。日本著名的《朝日年鉴》自1924年创刊以来，几经脱胎换骨的改造，尚不能挽救其停刊的厄运，如果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也许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寿终正寝了。据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对日本年鉴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年鉴出版数量激增，年鉴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加剧，许多年鉴的发行量呈下降趋势并出现亏损，《朝日年鉴》发行量也降至万册以下，年亏损额达数千万日元。在此危急关头，《朝日年鉴》的编纂者首先提出年鉴杂志化的主张，结果一炮打响，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于是，日本各主要年鉴竞相仿效。20世纪70年代，杂志型年鉴开始在日本大行其道，并在80年代成为记述性年鉴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重视“特集”的编辑，增加文章的数量，以增强年鉴的可读性；二是强调对内容的概括与提示，以方便读者阅读；三是装帧、编排的杂志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杂志型年鉴开始出现衰退趋势。《朝日年鉴》又率先探索新的出路。1990年出版的《朝日年鉴》在前言中称，该卷年鉴进行了自1924年创刊以来的最大一次“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使年鉴全面、彻底地贯彻“综合数据库年鉴”的宗旨。它将每个大部类设计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数据库，分别收入相关文件、事实、资料和数据，以方便读者检索。《朝日年鉴》按照这个思路，一直支撑到前几年停刊。我国年鉴出版的制度环境与日本完全不同，多数年鉴（尤其是地方年鉴）由政府包办，如无政府的财政支持，这样一成不变的年鉴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创新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做法是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对栏目进行调整，以利于年鉴及时反映新情况，记述新事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如此之快，甚至连世界银行精明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增长指标的预测也屡屡失算，总是跟不上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社会改革已经提上日程，政治改革也开始在某些领域的一定范围内探索经验，各个领域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知识、新概念不断出现。西部开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权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公共财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干部公推公选、村民自治、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建设、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等，在很大范围内先先后后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同时，由于社会在急剧地转型，社会财富和社会矛盾同时积累，环境污染、灾难事故、群体性事件、分配不公、司法不公、官员腐败、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年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作为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资料性工具书，任何地方年鉴都应当及时抓住诸如此类的社会热门话题和突出问题，经过严格筛选，设立新的栏目，淘汰过时的栏目。在这一方面，不少省级年鉴都能有所作为，通过对栏目的逐年微调，吐故纳新，使年鉴基础框架和主体内容始终保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品格。但是，也有一些省级年鉴比较保守，栏目多年不动，框架缺乏新意，致使许多新事物、新资料与年鉴无缘。例如，西部开发已历时10年，成绩有目共睹，西部12个省份得益不少，但至今有的西部省级年鉴尚未开辟西部开发的栏目，西部开发的情况得不到集中反映。又如，中央早已将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相提并论，并对这四个文明建设的内涵作出具体界定，但至今仍有不少省级年鉴只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栏目，未见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栏目，四个文明建设得不到全面反映。再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几乎每一座城市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工血与汗的积累，正是他们长时期的超低收入和缺少社会保障，在造就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也成就了一座座城市的繁荣与辉煌。但是，直至今天，几乎所有的省级年鉴都没有开辟农民工、流动人口的栏目，甚至查不到有关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任何信息。仅举上述三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省级年鉴的基础框架还不尽如人意，迫切需要调整，需要创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而我们的年鉴对此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年鉴既然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框架就必须跟着时代走；社会现实变化了，框定年鉴内容的框架就得随之调整变化。年鉴框架的变是绝对的、经常的，不变是相对的、暂时的。变是为了更好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提高年鉴的资料价值；不变是为了培养读者的检索习惯，提高年鉴的使用功能。变与不变都各有用场，不可偏废。犹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动一静，相辅相成。
创新框架当然可以推倒重建，来一番“革命性”的改造。但革命通常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发生的，这样的时机其实并不多。在“革命性”改造尚未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稳中求变，积小改为大改，积小变为大变，这也是年鉴框架创新的基本方式和年鉴保持现实性品格的基本作法。总之，不论是推倒重建，还是稳中有变，都要从各家年鉴及其反映对象的实际出发，并持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盲目调整。
二、完善体例
经过长期的编纂实践和10年来的创新探索，不少省级年鉴在完善体例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一是条目编写建立了比较严格的体例规范。从条目选题选材时限、范围、原则和标准，到条目内容要素和记述程序，以及语言文字、文体文风、称谓、时间表述、数字用法、计量单位表达，等等，绝大多数省级年鉴都有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要求，并持之以恒地加以贯彻。因此，多数省级年鉴的条目都比一般市、县年鉴的条目规范得体。二是通过适当改进年鉴选题选材体例，扩大年鉴题材的时空范围，丰富年鉴的内容。一方面，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回溯性、背景性资料，或运用历时性资料与年度性资料进行对比，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为了提高年鉴的时效，有的年鉴还收入出版年份上半年的某些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有选择地收录一些与本地方相关的外界资料，或运用外界资料对比说明本地方的发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即使是长期由地方志部门主办的一些省级年鉴，也能打破“志不越界”的规矩，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外界资料。例如，《上海年鉴》就以“对照资料”为栏目，专门收入一些外界资料，用以对比说明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所处的地位。
但是，完善体例绝非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贯穿于年鉴编纂工作的始终，并涉及年鉴编纂的各个方面。从目前出版的省级年鉴来看，还存在不少体例缺陷，迫切需要加以弥补。
其一，缺少综合情况或综合情况篇幅过小。人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情况，或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基本方法通常是由综合到专项，从一般到具体。因此，许多百科全书都采用概述文章加条目的内容结构方法，在各门类知识选题（条目）的前面，安排一篇数千字乃至数万字的概述文章，高度概括本门类的知识及相关情况，并对本门类的条目起统帅作用。地方志也一样。许多志书开篇就是“概述”或“总述”（篇幅从五六千字至两三万字不等），高屋建瓴地概括说明地方或行业的基本情况，让读者对志书记述范围、对象的一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才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记述。年鉴的内容依其具体作用为标准，一般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综合情况，如许多年鉴中的“概况”、“概貌”或“总述”；二是动态信息，即分门别类记述的年度大事要闻，如地方综合性年鉴中的政治、法制、经济、产业、文化等，地方专业（行业）性年鉴中的生产经营、基本建设、综合管理，等等。三是附属资料，包括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统计资料、法规文件、大事记、书目文摘、附录等便览性、参考性资料；四是检索系统，一般由书前的分类目录和书后的主题索引构成。上述四个部分内容是年鉴框架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这四个部分的构成比例，不同的年鉴往往会有不同的方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强求一致，但应当可以有合理化的建议。前几年，我为了写作《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一书，曾对国内外30种较有影响的年鉴作过统计分析，这30种年鉴4个部分的平均值是：综合情况占7%，动态信息占56%，附属资料占29%，检索系统占8%。我想，这样的结构比例是较为合理的，值得大家重视。但不少地方年鉴的编纂者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导致这四大支柱并不牢靠，有残缺的，也有撑不起来的。常见的突出问题是缺少综合情况或综合情况篇幅太小。我曾见到两三种由地方志部门创办的省级年鉴始终没有综合情况，而他们编纂的地方志开头都有篇幅不小的概述文章，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至于综合情况篇幅过小，更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多数省级年鉴综合情况的篇幅只占全书总篇幅的3%～4%，离7%的理想指标尚有差距。
综合情况编辑的基本要求是“概而全”。“概”就是高屋建瓴，宏观概括；“全”就是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和相关基础信息没有大的遗漏。综合情况选题选材宜粗不宜细，讲究综合性而不能太具体。所收入的条目应以基础性、综合性条目为主，单一记事条目不宜过多地收入综合情况部类。但这些基本要求在不少省级年鉴中尚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造成该进入综合情况的选题未进入综合情况，而不该进入综合情况的选题大量充斥其中。
其二，动态信息某些部类内容界定和栏目设置不规范。例如，不少省级年鉴“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界定和分目设置就值得商榷。“社会生活”，一曰“社会”，一曰“生活”。“社会”和“生活”之间本来应加一个中圆点，少数年鉴加了，多数年鉴没有加；加与不加，其实都得反映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社会，自然要反映社会状况、社会现象、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信仰、社会问题、社会灾难，等等。社会由人组成，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无所谓社会；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以婚姻为基础。因此，反映社会首先要反映婚姻、家庭；其次要反映不同的人群，包括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以及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流动人口、残疾人，等等。还应涉及与人有关的两个基本主题——民族和宗教。反映人民生活，自然要反映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彻底打破，对人民生活这样一分为二地进行反映，仍有其合理性。此外，还应当反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住宅、社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等。在我看来，地方综合性年鉴的“社会生活”部类，至少应设这样一些分目：婚姻·家庭、妇女·儿童、青年、老年、残疾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民族、宗教、民间组织、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物价、住宅、社区、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灾难事故、救灾救济、殡葬，等等。没有这样20多个分目，很难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一些省级年鉴“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却十分单薄，常见的分目只有民政工作、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物价工作等五六个。不但内容不全面，而且多数分目文不对题，即对应不了“社会生活”的大主题。我们知道，“民族”和“民族事务”、“宗教”和“宗教事务”，“物价”和“物价工作”，都是不同的概念，它们虽有内在联系，但内容侧重点完全不同。“民族”的内容应当包括民族概况、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等等；而“民族事务”一般主要指民族工作，内涵比“民族”窄很多。“宗教”和“宗教事务”、“物价”和“物价工作”也有类似的区别。民政工作、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计划生育、物价工作等，就其工作范围和对象来讲，无疑具有社会性，但从本质上看，都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归入政治部类或经济部类。如果因为这些工作事务具有社会性就收入“社会生活”部类，那么将会收不胜收。因为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以及整个政府工作，都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你能将其全部归入“社会生活”吗？显然不能。“社会生活”部类的内容界定应当以人为本，以反映构成当今社会的不同人群的生存状况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少数民族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充分反映他们生存状况，包括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自然也包括他们当中许多人目前的真实处境，面临的许多困苦和无奈，等等。年鉴既然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年鉴中的“社会生活”部类就应当能够透视出各种不同人群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生存状况。反映不同人群的基本情况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生活”的内容重点，或者说是核心内容，任何年鉴都不应有太大的疏漏。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年鉴还做不到这一点。
其三，附属资料内容选择和编排不得体。例如“大事记”，本应记大记要，但何为大何为要，各家年鉴是否都有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呢？不见得都有。从编出来的“大事记”来看，常常是一个主编一个样、一个编辑一个样，甚至一个作者一个样，缺少应有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比方说，一位部长率领调研组专门到一个省就某件大事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个省来讲，应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但省领导对部长的迎来送往，省长会见、宴请部长是否也算大事呢，这就很难算得上。进一步说，是否省委书记、省长出头露面的事都是大事呢，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有的省级年鉴“大事记”在每年收入的三四百件大事中，省委书记、省长的活动居然占了上百件，其中就有不少无实质性内容的走访、应酬活动，这显然有失庄重，也有突出个人之嫌。但由于没有既定的严格的体例规范，既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只好就稿编稿，听之任之。
又如“附录”，有的年鉴有名无实，有的年鉴有实无名；该进“附录”的没有进去，不该进“附录”的进去了。这说明我们许多省级年鉴对“附录”的编辑体例还没有统一认识。大家各行其是，导致“附录”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是“附录”？“附录”是排在书后的实用指南性资料。为什么要排在书后？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翻阅、查考。因为书前和书后都比较容易翻查，实用指南性资料读者查考频率较高，排在书后对于读者来讲确实比较方便。而将年鉴“附录”的内容界定为实用指南性，有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只有约定俗成，其他工具书如此，年鉴也如此。以词语类工具书为例，《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著名工具书就将读者查考频率较高的“中国历代纪元表”、“计量单位表”、“基本常数表”、“元素周期表”等作为附录排在书后。以年鉴为例，《中国经济年鉴》也把“全国重要经济研究机构名录”、“全国重要经济期刊介绍”、“中国经济学团体名录”、“年度经济书目”等实用指南性资料收入附录。《香港经济年鉴》不叫“附录”而称为“便览”，在书后集中收入16万字左右的便览性、实用性、指南性资料，占总篇幅的近10%，主要内容有：香港进出口办法及手续，香港工商机构、主要社团，香港驻海外办事处，各国（地区）驻港领事馆一览表，香港持牌银行一览表，等等。我主编的《中国—东盟年鉴》的“附录”有也五六万字，占总篇幅的6%左右，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东南亚各国驻中国外交机构，中国和东盟各国货币名称及汇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削减时间表，东盟各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统计，中国公民赴东盟各国须知，东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较，等等。由此可见，年鉴“附录”的内容资料通常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实用性，即经过精心筛选，独具特色，读者有可能经常用得着的重要指南性资料；二是便览性，大多采用表格或开列式的表达方式，读者一目了然，一查即得；三是超时空性，即有选择地收入一些跨地域、跨年度但与年鉴基本宗旨和基本内容密切相关的重要参考性、指南性资料。这些资料放在正文中有悖年鉴年度性的体例要求，而放在附录里则比较妥帖。这就为年鉴长期积累一批实用指南性资料，形成自家年鉴的特色和风格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遗憾的是，不少省级年鉴没能把握好“附录”内容资料的以上三个特点，因而未能编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附录”。这是需要认真探讨，提高认识，逐步加以改进的。
“附录”排在书后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而且检索频率又比较高。但是，在年鉴界，不重视“附录”、不重视实用指南性资料的却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网络很发达，随便上网一点击，任何实用指南性资料都可以很快查得到，年鉴收入这些实用性资料是浪费版面。这种观点表面上有一定道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如果说网上能查到就免刊，那么，年鉴中有哪些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呢？应当说，绝大多数都能查得到。这样一来，年鉴还编不编呢？按照这些同志的逻辑，年鉴自然也可以不编了，甚至许多报刊都可以不办了。可是社会现实却是，网络越发达，年鉴出得越多，报纸也越出越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网络发达、信息爆炸、资讯铺天盖地，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检索越加困难，越费时间和精力，越是良莠难分、真假难辨；而人们却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于是，许多文摘类报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年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发展的。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卡茨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有关国家（地区）、人物、事实、专题等方面的有用资料和统计资料的摘要。它是一种不加修饰，去掉形容词和副词……的特殊条目百科工具书。”正因为年鉴是一种权威性的文摘类资料工具书，所以才能够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因此，问题不在于在网上查得到查不到，而在于如何精选精编，适合读者的需要，并长期坚持，编出自家年鉴的特色。
完善体例是要增强年鉴编纂的规范性，使年鉴更加规范得体。完善体例和坚持创新并不矛盾，而是目标一致、相得益彰的。创新肯定会打破原有的一些体例规范，但创新也可以形成一些新的体例规范。我们知道，除了年度性、资料性、检索性这三个基本的体例规范之外，古今中外的年鉴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和一成不变的例式和规范。规范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规范是人创造的，是为人所用的。我们既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能为了规范而规范。规范和创新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年鉴的内容质量，以适合读者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通过创新实践，逐步完善体例、弥补体例缺陷，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是我们的明智选择。而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积非成是，一本通书编到老，则有可能将年鉴引入死胡同。
三、充实内容
省级年鉴的部头都比较大，说要进一步充实内容，也许有人不以为然。问题在于：年鉴部头大是大，但有效信息容量到底有多少？司马迁的《史记》篇幅并不大，只有130篇，52万字，记述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前中国古代3000年的文明史，不但历史脉络分分明明，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感人，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在项羽本纪中，说到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罢，美人和之。这时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然后，告别美人，策马而去……了了数语，生动传神，将一个盖世英雄在穷途末路的危难时刻，依然豪气不减，慷慨高歌，同时又怜香惜玉、儿女情长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此外，许多著名的成语，如约法三章、韩信点兵、项庄舞剑、冯唐易老、衣锦还乡、死灰复燃、扫门求见、舌卷齐城，等等，均出自《史记》。《史记》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主要是司马迁发明了纪传体，为重要人物立传；善于区别重点和一般，一般不表或三言两语，重点则浓墨重彩；重大历史事件运用全景式写法，并重视情节和情景描写。因此，不少历史事件就像一出出大戏展现在读者面前，重要历史人物大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样，《史记》就将沉寂的历史完全写活了，它不但成了不朽的历史巨著，也成为伟大的文学名著。我们的省级年鉴，从篇幅来看，不论哪一部都比《史记》大一两倍、两三倍，但论有效信息，谁敢与《史记》相比，根本不可以望其项背。
面对省级年鉴越来越大的部头，有人主张消肿，压缩篇幅。而我的意见则是有压、有保、有增。“压”是压水分、压广告；“保”是保基础信息，保基本资料；“增”是有选择地适当增强记述深度。通过压、保、增，在维持原有篇幅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年鉴内容。
为了应对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在2009年初《广西年鉴》编务会和组稿会上，我曾两次提出进一步充实年鉴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在提高广告档次和品位的基础上，减少100个页码的广告。二是通过增加图表、收入回溯性资料、新辟“调研报告”部类等，增加二三十万字的图文资料。具体要求：条目配图由130多幅增至180多幅，条目配发的示意图和统计表各增加20个左右，总数分别达到50多个和100个左右；回溯性资料重点收入建国60周年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眸（含系列示意图）；新辟的“调研报告”部类，以10万字左右的篇幅，收入重要、新颖的专题调研报告10多篇。三是补充一些基础数据，充实地方、部门、行业基本情况的内容。如地级市必须反映的基础数据由40多个增加到70个左右，县（市）、区基础数据由20多个增至30多个；部门、行业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也力求全面反映。四是对重点选题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题材进行深入反映，通过拓深反映层次，深化主题，细化资料结构，增加有效信息容量。对某些具有年度标志意义的重点选题和地方特色题材，除拓深反映层次外，还可以运用多种资料形式，如配发组图、表格、链接资料等，进行放大式的强化反映。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秋洪（《广西年鉴》归口地方志机构主管主办后他兼任主编，我为执行主编）十分支持我的这些意见，要求编辑部和广大作者认真加以落实。落实的结果，是《广西年鉴》在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继续获得评委们的普遍认可。当然，这些意见和做法未必都适合其他兄弟年鉴，仅供参考。《广东年鉴》、《安徽年鉴》、《山东年鉴》、《河南年鉴》、《武汉年鉴》等在充实内容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大家借鉴。
四、减少差错
年鉴是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年鉴的权威性主要来源于内容资料的真实可靠、准确无误。年鉴差错太多、漏洞百出，不但会严重损害它的权威性，甚至会危及其生存发展。千方百计减少差错，是年鉴编纂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从第四次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看，省级年鉴的编校质量不容乐观。某些省级年鉴发现的差错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并不过分，有的省级年鉴因此被一票否决，有的省级年鉴因此导致获奖等级下降。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今年5月济南颁奖会和年鉴学术年会上，孙关龙先生对此曾作了全面的评论和分析，值得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
减少差错的关键是要增强责任感，绷紧思想上的弦，同时要切实加强编校质量管理，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减少差错的方法。从编纂实践看，减少差错其实很难找到捷径，唯有不厌其烦地多看几眼、多改几遍，反复审核、反复校对，才是最有效、最可以放心的好办法。
以上四点，虽是老生常谈，却也发自肺腑，有感而生。目的是与大家共勉，并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省级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