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年鉴》的启示
点击数：294492011-02-22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1933年由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发行，杨家骆编辑的《图书年鉴》是我国较早的图书文献学专科年鉴之一。回顾杨氏编辑《图书年鉴》的动因及其编辑过程、体例安排，我们会在今天的编鉴工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我国现代出版业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走向第一个高峰的时期。随着蒋介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的出版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南京出现了数家有影响的书坊（出版社），位于仓巷街78号的中国词典馆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该馆的主持人杨家骆出身于金陵世家，幼嗜目录之学。于国学专修馆肄业后供职于教育部图书馆，后主持中国词典馆，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辞典、年鉴式工具书，《图书年鉴》就是其中一种。
1933年7月出版的《图书年鉴》创刊本分上下两册，150万字，列为《中国图书大辞典》百种之第67种，也是杨氏所著《仰风楼丛书》10种之一。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图书事业志”，阐述了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目的和分步打算，汇罗收集了1933年3月以前颁布的有关图书馆和图书出版的有关法令法规，调查记录了全国各地图书馆、出版机构的分布和学术活动情况。第二部分是“新书总目提要”，把8474种图书分为14编702类397个分支类，按照“假定之类名，分别归纳成为补编，更就初编所定之类名，以各书之篇节，各杂志论文又分别归纳成为二编；再就二编所定之类名，以各家所论定之学术分科系统，以及芸芸之事物，分别予以论理的评纳，成为定本。务使古今中外之载籍以及图表、论文、文件在此均有极合理之固定位置”（新书总目概述）。杨氏这种分类方法打破了当时最流行的杜威十进法和一切“拟十进法”、“改十进法”的定规，是一个大胆的独创。杨氏认为，在中国“宗教一类那样少，社会科学和文学又那样多”的情况下，杜威法的分类体系不足以恰到好处地表现中国学术的发展。他曾创“图书论文标准类典”，又在先于《图书年鉴》的《四库大辞典》的编纂中首次采用欧美通行的字典式混排体例，对辞书、字典等工具书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检索需要，方便读者使用，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编纂《图书年鉴》时，杨氏更进一步提出了类目划分的四条原则：要能使读者从此得到一个整个学术论理的系统概念；要能使读者从此一瞥20余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全景；各类题的涵量应求有相当的平衡；一般人应用分类的习惯和学术未来情形的推测亦不可忽略。基于上述四点认识，杨氏创立了自己的以“理想中的论理的学术分科系统”为纲的类目体系，将人类的知识分为总类、哲学、语文学、文学论著、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艺术论著、教育、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14个类，将近万种书各按性质去归纳，并稍加折中。各类之下，总论在前，分述在后；合集在前，别集在后，在类目的细分和前后排列的次序上，都力求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
《图书年鉴》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重版了四次。当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本书题词：“扶助图书事业，造成读书风气”。燕京大学名教授刘廷芳称赞它是“学术界急需之工具”。
回顾《图书年鉴》的成书历程，总结它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今日年鉴事业的发展，做好《连云港年鉴》框架设计和篇目设置，进一步提高《连云港年鉴》的实用性和质量，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增强时效性和实用性，是年鉴题中应有之义
《图书年鉴》是杨家骆《中国图书大辞典》系列工具书之一种。该《大辞典》从1928年春开始正式编纂，第一期编纂的是《四库大辞典》、《丛书大辞典》、《清代著述志》等六种，到1930年，杨氏在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的过程中，认识到不能忽略近年出版的新书，遂有《图书年鉴》的编纂。这就是说，《图书年鉴》在确定自己的编辑方针时，明确地把收录范围界定在“近年出版的新书”，一方面使《图书年鉴》有别于《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其他的书，另一方面也更合乎书名“年鉴”的编纂目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年鉴“一年一鉴”的基本特征已得到公认。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物，年鉴讲求其登载内容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可衔接性。只要内容可衔接，其起迄时间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而言，为了搜集材料的方便和查阅的实际需要，我们现在都是把一年的1月～12月作为取舍材料的时间标准。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年鉴“特载”类目中收录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等，一般都收录年鉴出版当年各地召开的人代会、政协会上的报告，就突破了这个标准。这是为了突出年鉴的时效性，增强年鉴的实用价值，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样，在“附录”等一些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较多的类目中，也要更加突出时效性，把最新的资料、信息展示给读者，而不能拘泥于年鉴收录时间范围的限制。因为如果登载的是去年的电话号码而今年已经换号，年鉴就会失去工具书的作用；如果登载的旅游景点导读还是几年前的情况，就会对读者产生误导。2007年8月18日，连云港市电话号码升至8位，按照年鉴记载上一年度情况的传统做法，升位后的新号码要在2008年卷《连云港年鉴》中才能得到反映。为了及时准确地反映这一情况，方便读者使用，我们在2007年卷年鉴中把全部涉及到的电话号码做了升位处理，并在“编辑说明”中单列一条加以说明。
启示二：全面、科学的篇目框架，是年鉴承担其“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职能的前提
杨家骆在编纂《图书年鉴》之初，便确定了其分类的原则，即要使读者得到一个完整学术论理的系统概念，并从此了解学术发展的全貌。因此，表现在《图书年鉴》的类目设置上，便是通过总类、哲学等14个大类囊括当时出版的所有图书。今天看来，杨氏的14大类在内涵上有包容，在外延上有重复，如把创作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在分类上是不严谨的。但其试图突出反映当时创作文学繁荣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其篇目设置都是在互相借鉴、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斟酌设立的。如《连云港年鉴》，1999年创刊号借鉴了《江苏年鉴》大分类的做法，把全部篇目分成特载、政治、经济等16个大类；2000年起，结合创刊号年鉴编辑实践中的某些问题，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把篇目分成特载、连云港概貌、工业、农业等30多个大类。不管采取哪种分类方法，我们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类目内涵尽量扩展，外延没有交叉，确保全市年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能及时得到反映，并在年鉴里有其合适的位置。对某些内涵、外延上有重复、交叉的大类，原则上应尽量合并，并在一级类目下设不同的二级分目加以反映，例如《连云港年鉴》的“地方风采”大类下设立“英模人物”、“连云港的中国之最”、“港城老字号”等二级分目反映连云港的风土人情，这样既合理分了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类目的篇幅。对于某些特色性类目，我们一方面通过“前置”突出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于它与其他类目可能出现的交叉，通过区分职责，合理界定两者分工。如《连云港年鉴》从2006年起设置“年度聚焦”类目，着重反映市委市政府上一年度的工作重点和全市性的发展成就。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年度聚焦”类目与老栏目“地方风采”在采集资料和编辑资料中有重复和交叉。经过讨论，我们把“年度聚焦”定位于事关全局、影响重大的全市性大事、要事上，而让“地方风采”更多地承载一些单项性、行业性的成就。篇目框架的合理科学也体现在二级分目和条目的设置上。二级分目的设置要着重在外延的拓展上下工夫，根据年鉴编纂的宗旨，尽可能涵盖大类应包含的各方面内容。在撰写条目时，还要引导作者正确处理好条目的“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处理好“常规条目”与“特色条目”的相互关系，处理好单位特色与年度特色的关系，做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启示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是年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
在《图书年鉴》中，杨家骆抛弃了当时世界上十分流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定规，在分类标准上首次以他理想中的论理的学术分类系统组织、归纳图书文献，在编排技术上首次采用欧美流行的字典式混排的体例，开创了年鉴编纂史上两个先河。在实践中，为照顾当时图书出版的实际情况，突出当时比较繁荣的学科的影响，他把本应属于二级分目的“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提升为一级类目，与“社会科学”、“经济”等并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如今，70多年过去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年鉴的理论探讨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向纵深发展；年鉴的实践在强调实用性、服务性的同时，正在不断创新，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种创新首先表现在分类标准的灵活性上，不再拘泥于某个固定的分类法或者既定的标准，而是根据地方实际和编纂过程中的方便，选择合适的分类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调整和完善。其次，这种创新还表现在年鉴的服务功能正在前所未有地被强调和发挥。在《盐城年鉴》里，我们能找到公交线路；在《连云港年鉴》里，我们能找到旅游导读；还有诸如此类的服务指南、购物向导，在杨氏时代的年鉴里是很难顾及的。可以这样说，在今天，绝大多数年鉴的“附录”，都是为读者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设立的。鉴于附录的高附加值和高信息含量，附录在全书文字中的比例有越来越高之趋势，如《武进年鉴》已达16%，《香港经济年鉴》更是高达20%。当然，有关这方面还有许多创新性的工作可做。例如，配合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的需要，可以在“附录”中登载“投资指南”、“企业名录”、“名特优产品介绍”等；还可以把本地与外地的对比资料放入“附录”。第三，这种创新还表现在年鉴形式的多样化和载体的创新上。《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单卷本、整套本，单卷本和整套本中又有特种本、甲种本、乙种本，不少卷有简装本、缩印本，全书还有简明本、光盘本、精粹本。日本的《世界大百科年鉴》按月出版活页版，很受欢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都为今天仍比较单一的我国地市级年鉴出版形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也是创刊十年的《连云港年鉴》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连云港年鉴》副主编 陆瑞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