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年鉴的记述重点

点击数：392712013-11-30 00:00:00　来源: 年鉴网

内容提要:本文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理论研究角度，认为年鉴的内容重点或记述重点应为：基础信息+大事要闻。第二部分从编纂实践的角度，提出为突出年鉴的记述重点，要求基础信息务必求全，大事要闻要强化反映，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要确保重点。

论年鉴的记述重点

——第十三次全国省级年鉴研讨会主题报告

许家康

（2012年9月23日）

一、什么是年鉴的记述重点

多年以来，年鉴理论界很少有人论及年鉴的记述重点。大家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的全面性、综合性、百科性，将年鉴称为“地方百科全书”、“资料大全”、“文献总汇”，等等。对此，我以前也曾深信不疑。但自从2005年主持编纂《广西大百科全书》之后，我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百科全书的全，是有重点的全，有选择的全，不是面面俱到的全。”（孙关龙语）《广西大百科全书》虽然有13卷、2000多万字、35000多个条目、70000个知识点，也不可能穷尽广西所有的地方知识，只能择大而记，择要而录，强化重点，淡化一般。否则，将会麻烦不断，甚至无功而返。以此反观年鉴，是不是也需要考虑记述重点，强调记述重点呢？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2008年底《广西大百科全书》完工之后，我的时间稍为宽松了一些，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在讲课之后与同仁互动过程中，常常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说明什么是年鉴的内容重点或记述重点。我的回答是：“年鉴的记述重点＝基础信息＋大事要闻”。整部年鉴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是这样，多数作者为年鉴撰稿的内容重点、记述重点也是如此。我当时给出的理由是：（1）年鉴的经典定义支持这一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给年鉴下的定义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这里所说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与基础信息、大事要闻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大百科事典》也曾给年鉴下过这样的定义：“年鉴是记录全社会或特定领域一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并加以解说的年刊形式的‘便览’，目的是为以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这里所谓“便览”，是强调年鉴的简明性和工具性；而所谓“为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则是强调它的基础性，因为最能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供方便的非基础信息莫属。（2）年鉴读者问卷调查也支持这一说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作过一次年鉴读者问卷调查，在“您最希望从年鉴中获得的资料”7个选项中，基础信息（基本情况）、大事要闻两个选项读者认可程度最高。（3）约定俗成。古今中外的年鉴大多数都以基础信息、大事要闻作为记述的重点，广大年鉴读者从年鉴中查考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也早已形成习惯。

上述三方面的理由，也许还不能有效地说服广大年鉴同仁，但至少可以成一家之言。既然能成一家之言，那么，我就不妨来一个“言无不尽”，继续和大家探讨基础信息、大事要闻的内涵。

所谓“基础信息”，我将其定义为：读者了解年鉴对应范围基本情况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它由两个方面的资料构成：一是基本情况，二是基本指标数据。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地方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历史、地理、环境、气候、水文、资源、物产、人口、民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所属行政区域和主要行业的概况及相关数据，等等。以专业（行业）年鉴为例，凡调查了解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如行业历史沿革、资源和优势、基础条件和能力、形成的规模和特点、队伍和人才、涉及的行业和专业领域、积累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等基本情况及相关数据。所有这些，都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缺少这些资料，读者对年鉴对应领域就会缺乏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其他资料就难以把握。基础信息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综合情况部类（概况、总述）和其他部类中的综述、概况条目。它在年鉴中所占分量并不太大，却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所谓“大事要闻”，不便于下定义，只能对其特征进行描述。大事要闻的“大”，是影响大、分量大、权重大；“要”是重要、主要、必要。其主要特征：一是政治上重要。例如领导机关重要决策，党代会、人代会的召开，重要人事变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等等。二是社会影响大。例如近年来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大部制改革试点、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等等。三是涉及面广。例如文化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等等。大事要闻在年鉴中的载体（表现形式），主要是动态信息各部类按辞书体（简明说明体）编写的条目，以及按编年体编写的大事记。

探讨年鉴记述重点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主次，明确重点，确保年鉴达到合理的记述深度。我们知道，任何政策的制订，都是区别事物、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分清主次、明确重点，是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而对于年鉴来讲，各次文献、各种资料、各类题材平分秋色，没有任何重点，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记述深度，可读性、检索性也就必然逊色。年鉴虽然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但它不应该简单地、机械地、面面俱到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应当有重点地、有选择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目前正在出版的许多年鉴，也包括一部分省级年鉴，由于编纂者缺乏年鉴内容重点意识，加上出于所谓“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的考虑，在年鉴编纂中，未能始终贯彻能动的反映论，而是贯彻了机械的反映论，使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在框架设计时，不是按资料的性质进行合理分类，而是按机构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进行区分，有一个部门设一个栏目，所有的部门和机构逐个摆摆平（最典型的事例是将“通信”分为“电信通信”、“移动通信”、“联通通信”，将“财政”分为“财政工作”、“财务结算”、“政府采购”，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交叉重复，甚至互相抵牾。在条目编写时，习惯于原汁原味、不厌其详地罗列大量的日常工作、例行会议，自然主义地记述大量的一般性活动，将鸡毛蒜皮扫做一堆，造成年鉴部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芜杂，而有效信息明显不足，检索性、可读性越来越差。鉴于以上情况，探讨年鉴的记述重点，强调其重要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合时宜的。

二、如何突出年鉴的记述重点

（一）基础信息务必求全

如前所述，年鉴基础信息由对应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基本指标数据构成。为了让读者对年鉴对应领域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为他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打好基础，年鉴的基础信息务必求全，基本情况和基本指标数据应当不缺不漏。但从目前出版的省级年鉴来看，基础信息缺门漏项的情况十分严重。具体表现在：（1）综合情况中的基本情况不全。例如：有的年鉴有“地理”无“环境”，有“资源”无“物产”，有“气候”无“水文”，有“民族”无“语言”；有的年鉴在“基本省情”栏目中，只有“地理”、“历史”、“行政区划”、“人口”等少数几个条目，基础信息缺门漏项的情况相当严重。（2）动态信息各部类中的“综述”或“概况”条目缺少基础信息。例如，有的“概况”条目只概括说明年度工作情况，不提供相关的基础信息；有的“概况”条目只空泛地说明基本情况，不提供基本指标数据。在不少年鉴中，查不到有多少共产党员、有多少民主党派成员、有多少基层党组织；至于医生、护士、教师、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公证员、文艺工作者、体育运动员、残疾人、农民工、流动人口等等数据，更是无处可查。（3）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数据不全且缺乏连续性、可比性。有的经济部门对完成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报喜不报忧，年景好就多写几项，年景不好就少写几项，造成指标数据纵、横均不可比。有些地方（行政区域）只提供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不提供社会发展指标数据，造成严重缺项。在不少年鉴中，从头翻到尾，始终无法查到当地五年规划确定的60多项指标完成情况，也无法查到建设小康社会16项考核指标的实现程度。这对于号称“资料大全”的地方综合性年鉴来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认识问题。认为基础信息是老资料、老情况，年年大同小异，没有必要老生常谈。二是对基础信息的内容没有明确界定，更没有作出刚性规定，任由作者随意提供，编者就稿编稿。于是，疏漏不可避免。那末，如何才能杜绝这些疏漏、减少这种遗憾呢？

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对基础信息不能只用新颖性一个标准来衡量，而应当同时运用检索性、实用性标准来衡量。年鉴中的基础信息读者检索频率相当高，实用性很强，没有理由不反映。况且，在基础信息中，除了地理位置、面积、山川河流等少量基本情况是相对稳定的之外，多数基本情况和基本指标数据都是有变化的，不能一概说它是老资料、老情况。即使某些情况和数据与上年比变化不大或稳定不变，你也总不能叫读者参见上年卷吧。在工具书编纂中，同一卷书内或同一套书内横向参见属正常现象，而纵向参见则是不正常的、不礼貌的。

其次，要建立基础信息的编写规范。（1）界定基本情况涉及的范围及其内涵。具体规定综合情况部类由那些基本情况构成，动态信息各部类那些栏目必须提供基本情况，同时对基本情况的内容要素作出具体规范。（2）建立健全基本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横要到边，竖要到底。对于省级年鉴来说，至少有三个层级：省—市—县，或省—大行业—分行业，等等。《广西年鉴》规定全自治区必记的基本指标100多项，市一级必记的基本指标60多项，县一级40项左右。从今年开始，《广西年鉴》还将建设小康社会的16项考核指标融入书前的“数字广西”栏目，进一步完善年鉴的指标体系。《中国城市年鉴》从2000年开始，以记载和推动城市现代化为主题，精心设计一套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连年在国内城市进行统计和测量，并在年鉴中刊出。这套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五大类33项指标，集中体现了当代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内涵。以上做法，值得大家参考。年鉴的指标体系应当追求全，但这个全也是有重点的全、有选择的全，不是面面俱到的全、无论巨细的全。（3）上述规范应当是刚性的，在下达撰稿任务的同时，应当提供示范的样本，以防止编写的随意性。

（二）大事要闻要强化反映

年鉴虽然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但每卷篇幅总是有限的，它只能以有限的篇幅和条目数量来反映客观世界的年度发展变化，因此，对客观世界丰富的年度信息必须有所取舍，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由于大事要闻具有年度标志意义，人们普遍关注，检索频率相对较高，因而择大而记、择要而录便是明智之举。那末，如何择大择要呢？从道理上讲，就是要着重收录有重大社会价值和重要资料价值的题材。从原则上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领导机关关注的难点，人民群众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以及重大成就、重要变革、重要经验、重要人物、重要成果、重大奖励、重大社会事件或自然现象，等等，都应当成为年鉴反映的重点。当然，这些道理和原则应当具体化为各家年鉴的选题原则和标准，以便于作者和编者运用和把握。从技术层面上讲，有必要强调如下两点：

1．与时俱进，突出反映社会热点。所谓“热点”，即社会热门话题。例如前面提到的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迎接党的十八大、文化体制改革、医疗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等等。热点因时因地而不同，但总是客观存在。热点往往是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集中表现，某些热点还具有年度标志意义。年鉴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年鉴的年度性规定它必须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因此，年鉴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社会热门话题，社会热门话题是年鉴中永恒的主题，永远的重点。年鉴通过突出反映热点，可以有效地优化选题，强化年鉴的记述重点，彰显年鉴的时代性。这里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2005年12月，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11年又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中央还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这说明文化建设和改革发展、社会建设和改革发展已经提上日程并在全国各地铺开，这是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影响十分深广的社会大变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步骤。但是，通观我们的许多地方综合性年鉴，对此却反应平淡，在年鉴中尚未形成热点报道，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的内容并没有得到拓展。相反，不少年鉴仍然一味追逐“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地方热点，这就明显地落后于时代。我们现在虽然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GDP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在中央反复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情况下，“投资拉动战略”也已经不合时宜，不应该再作为年鉴记述的重点。

2．尽量减少日常工作、日常事务的记述。年鉴要不要记日常工作、日常事务？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怎么记。有的年鉴100多个分目，带有“工作”二字的达三四十个，例如宣传工作、组织工作、老干部工作、党校工作、保密工作、督查工作、警卫工作、接待工作、信访工作、党史工作、农村工作、地方立法工作、民族宗教工作，等等。在设立的1000多个条目中，记述年复一年的日常工作、日常事务的条目也有两三百条之多。工作性栏目、工作性条目明显过多过滥。这些工作性选题一般都带有内向性，即主要为内部读者而选，为内部读者而设；一般外界读者对这类内向性选题并不是很感兴趣，因而检索频率不会太高，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其数量。有的年鉴将大量的日常工作统一记到本部门的“概况”条目中去，工作性条目并不太多，选题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出在选材上。我曾在一些年鉴中见到这样的“概况”条目：开头有一段戴帽式的套话，然后从年头到年尾，逐月逐日开列日常工作和事事务务。例如：1月18日，举办什么活动；2月3日，召开什么会议；2月21日，作出什么决定；3月7日，出台什么措施……洋洋洒洒三四千字。这哪里是什么概况，完全是部门的工作日志。概况的“概”是概括的概，概要的概，即将重要的情况概括说明。通篇记流水账，还叫概况吗？我还在一部副省级城市的年鉴中见到一个记述市委工作会议的条目，一口气记述四五十个会议，篇幅长达12000多字。这样的条目还有章法吗？年鉴条目化的要义，是将内容资料化大为小，以方便读者检索。条目编写要尽可能运用辞书体，篇幅短小精悍，文字简约概括。拖泥带水上万字，完全不符合条目编写的常规。日常事务、例行会议之类的东西，不是不能记，而是应该择大而记、择要而录，并经过高度浓缩、高度概括之后才能写到条目释文中去。

工作事务性选题过多过滥，年复一年的日常工作、日常事务、例行会议、例行活动的篇幅过大，不但将大量的有效信息淹没其中，而且对年鉴的记述重点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减少日常工作事务和例行会议、活动的记述，将能有效地突出年鉴的记述重点和内容重点。

（三）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要确保重点

1．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要防止面面俱到。地方综合性年鉴的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应当坚持综合性、全面性，设计者对年鉴涉及的领域应当有全方位的考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全面考虑并不等于全面安排、全部收入其中。年鉴框架的全，也应当是有重点的全、有选择的全，不应当是面面俱到的全，不应当是不分大小、不论轻重的全。而且这个全，主要是指资料的全、信息的全，并非是指机构的全、单位的全。机构和单位的全，永远也全不了。广西通志78卷，全了吗？全不了。广西有100多个部门，近半数的部门留有空白。山东省志86卷，缺门的也不少。从年鉴编纂实践看，一些保密机关不应入鉴，如国家安全机关、警卫部门、反恐机构、反邪教机构，等等。一些不能公开、不宜公开的信息资料也不应入鉴。不能公开的信息资料如安全内保、国际斗争、国防重地、军事设施、武装力量、国防科研、战备物资储备、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调运和库存量、某些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国家规定不能公开的科研成果和特种工艺，等等。不宜公开的信息资料如秘书工作、警卫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四种手术、对邪教组织及其骨干的某些防控措施、维护社会稳定的某些非常措施，以及某些内控指标如安全生产管理中的工伤死亡控制指标、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等等。此外，某些存查价值不大，一般读者并不关注的资料如接待工作、会务工作、机关党务等，也不必勉强收入年鉴。

防止面面俱到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重点、突出重点，提高书稿的政治质量和文字质量。

2．框架设计和内容安排要注意处理好两个方面的比例关系。一是在一、二、三次文献的设计和安排中，要以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为重点。一、二、三次文献在年鉴中的理想比例为1∶4∶5。即一次文献占总篇幅的10%左右，二次文献占40%左右，三次文献占50%左右。一次文献具有篇幅大而有效信息容量少的特点。一次文献不可不收，不可多收。不可不收是因为有的一次文献权威经典，存查价值较高；不可多收是因为一次文献不论多么重要，在年鉴中也只是附属性的参考资料，而且年鉴不论部头多么大，篇幅总是有限的，年鉴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密集足够数量的有效信息，不能不合理配置版面资源。[1]因此，将一次文献控制在总篇幅的10%左右，是明智的选择。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是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的主要载体，它们都经过深入加工、压缩和整理，具有篇幅小而信息量大的特点，在年鉴中应占绝对多数。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年鉴一次文献占比偏大，二次文献占比偏小，需要从实际出发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是在地方本级、下级行政区域和域外信息资料的安排中，要以地方本级为重点。地方本级、下级行政区域和域外信息资料在年鉴中的理想比例为8.5:1:0.5。即地方本级信息资料应占总篇幅的85%左右，下级行政区域信息资料占10%左右，域外信息资料占5%左右。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下级行政区域信息资料所占比重普遍偏大。以我最近见到的18种省级年鉴为例，所属行政区域信息资料超过20%的就有15种。其中有的省级年鉴市县（区）信息资料的篇幅甚至超过总篇幅的30%，页码达到200多码，总字数近50万，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在省级年鉴中，市县（区）信息资料属于全省综合情况的一部分，其内容性质应该是概况，即将市县（区）的基本情况和大事要闻概括说明，着重提供资料梗概和可以追踪的线索。市县（区）概况的篇幅如此之大，不能说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广西年鉴》市县（区）概况在十几年前只有十五六万字，现在膨胀到30多万字，其实有效信息并没有大的增长，增加的文字多数是水分。原《中国百科年鉴》在介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概况时，平均篇幅只有1100多字。这一点，值得大家重视。由此可见，将市县（区）信息资料占比压缩至10%左右，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然，这需要付出较多的劳动和汗水。至于域外信息资料的运用，在最近10年的创新实践中，许多年鉴通过打破“志不越界”的规矩，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外界资料，用以对比说明本地区的发展环境、发展状况及其达到的水平，等等，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进一步提高。在这里，我建议将省级年鉴的综合情况设计为三个栏目：一是本省概况，3～5万字；二是兄弟省、市、自治区概况，3万多字（平均每个省份1000字，后附全国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一览表）；三是市县（区）概况，从实际出发安排篇幅，每个市县区500～1000字。这三个栏目可以集中安排在“概况”部类，也可以分散安排。之所以要增加兄弟省、市、自治区概况，主要是为了扩大年鉴的内容张力，帮助本地领导干部和各界读者扩大视野，提高年鉴的使用价值。是否可行？请大家考虑。

【作者：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