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年鉴》一书考略(上)
点击数：292372011-01-24 00:00:00 来源: 腾龙公司客服中心-19908888867
内容提要:《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为许多人误读误判，而相关文献研究缺失。本文从目录学角度，辨析著录源流，考订作者虚实，提出“《年鉴》一卷”最早著录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为北宋前期国家馆藏典籍。《年鉴》一书原有作者，自郑樵《通志·艺文略》后，作者遂佚。
关键词：宋代；年鉴；考证
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宋史》卷二百六《艺文五》曾收录“年鉴一卷”。 追溯“年鉴”一词，年鉴界乃至辞书界普遍采用《宋史·艺文志》记述一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一些早期年鉴编纂者就认为：“年鉴之作，由来久矣。《宋书·艺文志》列有《年鉴》一卷。原书虽佚，足证我国古代已有此书。”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年鉴事业的勃兴，《宋书·艺文志》有关”年鉴”的记述在年鉴专业书刊、图书馆学刊甚至工具书中广为人们所引用。除少数人继续沿引宋代即有年鉴一说外，部分研究者又对《宋书·艺文志》“《年鉴》一卷”的记述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推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中文‘年鉴’这个词，最早见于宋代，《宋史·艺文志》曾记录有《年鉴》一卷，但该书早已佚亡，现在已无从知其内容，很难断定它是否与现代概念的年鉴名副其实”。“《宋史·艺文志》中有《年鉴》一书，但它已佚。而内容到底是什么，没有见到当时人的介绍和评述，因此很难说它是我国第一本年鉴。”第二种观点认为，“‘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元代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修撰的《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宋代刘玄撰的《年鉴》一卷。”第三种观点推测，“该书的内容可能与天文占卜有关，与我们现在讲的工具书恐无涉。”
《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年鉴”一条的表述即采纳了上述部分观点。该书第一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表述是：“在中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无从知其内容”，《新闻·出版》卷则在“《年鉴》一卷” 的表述后注明了作者“刘玄”。新近出版的第二版本仍沿用其说。
检索年鉴学术文献，关于宋代《年鉴》一书的研究仅在相关研究中偶有提及。《年鉴》一书始见于宋代何时，作者有无著录，属于什么内容的书籍，又亡佚于哪个朝代，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从目录学源流角度略作爬梳，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著录源流
我国目录之学开创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目录学家的标准。从目录编制的功用上划分，一般把我国古代目录书籍分为国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国家目录即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由政府主持编制的目录，又称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即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当时的图书情况记录整理，成为史书的一部分而随史书流传下来的目录；私家目录则是根据私人藏书所编制的目录。据专家统计，从汉魏迄明末，官修目录60种，史家目录14种，私家目录60种。宋以前，官修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亡佚殆尽，现存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尚无“年鉴”一词的记述。
宋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开国后，政治统一安定，经济恢复发展，雕版印刷术广泛开展运用。在“兴文教，抑武事”的思想指导下，宋代诸朝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撰，搜书、刻书、校书、考订书籍成就斐然，官私目录编制日趋繁荣，目录学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这一时期，编制的政府藏书目录有《崇文总目》、《秘书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史志目录有《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私人藏书目录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等。“年鉴一卷”即始见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成书的宋代第一部有解题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中。元代修《宋书·艺文志》，是根据宋代《崇文总目》、《秘书总目》等删并而成。《崇文总目》著录时间较1345年成书的《宋书·艺文志》早304年。
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藏有“谬滥之书”，命张观、宋祁等定其存废，删去伪谬和重复，对疏漏的进行补写校对。后又派王尧臣、殴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仿唐开元年间所编《群书四部录》体例，编著书目。经过7年的编撰，于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成书，由王尧臣等奏上，赐名《崇文总目》。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著录四馆藏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原书六十六卷，叙录一卷。《崇文总目》在宋末元初已残缺，明清时期仅有简目流传。现存《崇文总目》版本有三：一为宁波天一阁的明抄宋版《崇文总目》一卷，有目无释，上有“阙”字，称“绍兴改定本”；一为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十二卷，为武英殿聚珍版本，也称“大典本”或“四库辑本”；三为清嘉庆四年（1799年），钱侗等人的辑释本，以家藏范氏天一阁抄本为基础，从《殴阳文忠公文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均辑成《辑释》五卷、《补遗一卷》，辑得原序三十篇，原释九百八十条，引证四百二十条，称“钱辑本”。“钱辑本”子部五行类上“四民福禄论三卷”后，著录“年鉴一卷”。
尽管《崇文总目》早已残缺不全，不能尽见其原书全貌，但该书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后来学者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今观其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伪，核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见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近世专门研究者认为，《崇文总目》上承《群书四部录》，下启《四库全书总目》，是宋代书目有传本中最早的一部，现有解题书目中（除佛家经录外）所存最早的一部分，也是现存北宋所编书目唯一的一部。它的纂修，是对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搜集历史文献的总结，成为后代官私目录体例上的范例，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崇文总目》首次著录“年鉴一卷”后，包括《宋史·艺文志》在内，历史上“年鉴”一书著录凡五次，分别援引如下：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四十二“五行类上”著：“年鉴一卷 通志略不著撰人”（见“钱辑本”卷四，《崇文总目附补遗》[三]，第247页）。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类·阴阳”著：“年鉴，一卷”（见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第1692页，中华书局，1995年）。
元顺帝至正年间，托托《宋史·艺文志》卷二百六“艺文五·五行类”著：“年鉴一卷”（见《宋史》第15册第5250页，中华书局，1977年）。
明世宗嘉靖年间，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五十一“艺文五·五行类”著：“年鉴一卷”（见《宋史新编》，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明神宗万历年间，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阴阳著：“年鉴一卷”（见《国史经籍志·附录》三，第208页，《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
《崇文总目》系根据国家馆阁藏书编修而成，从现存“钱辑本”中完全可以断定，“年鉴一卷”为北宋前期（仁宗时期）的国家馆藏典籍，并著录于当时的官修书录中。
二、作者辨正
据统计，宋代300多年间，官修目录有12种,私家目录27种,史志目录6种，绝大部分已佚。现存的仅有《崇文总目》（残）、《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题解》五部。后三部私家目录，无“年鉴一卷”记载。
据上文所引史上五次著录“年鉴”的文献史料，不论是《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还是《通志·艺文略》、《宋史新编》、《国史经籍志》，均未著录“年鉴一卷”作者姓名。“钱辑本”《崇文总目附补遗》在“年鉴一卷”后注“通志略不著撰人”，乃是根据郑樵《通志·艺文略》未著作者而特意增加的“补释”。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小引》云：“侗家旧藏四明范氏天一阁钞本，止载卷数。时或标注撰人，然惟经部十有一二，其余不过因书名相仿，始加注以别之，此外别无所见，读者病焉”，遂“区类搜采，其引见古今载籍者，辑而缀之”，“或原释无从考见，乃为博稽史志，补释撰人。”因“博稽史志”无果，于是采用了《通志·艺文略》的说法。从“年鉴一卷”五次著录的流变来看，自南宋郑樵未注明作者等情况之后，该书作者就不为后人所知了。
由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钱辑本”《崇文总目附补遗》引《通志·艺文略》“不著撰人”，北宋王尧臣等在《崇文总目》收入“年鉴一卷”时有无著录作者呢？另外，在《通志》问世近900年后，作者“刘玄”（一说刘先之）为何又出现在一些年鉴研究和工具文献中呢？
其实，《崇文总目》成书时，原有关于“年鉴一卷”作者等情况的记述。古代目录典籍大多有叙录。叙录，一称解题，或称释，旨在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崇文总目》体例，原书有序释，每书首列书名、次卷数，最后为撰人或注释者的姓名，每类书目前面有总计此类部、卷的数字。“自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对于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校书之曲折，皆覼缕述之。遂开后世解题一派”，《崇文总目》“即完全接受《别录》之体例，对于一切皆一一详论者也。”清代学者也认为：“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佚，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矣。”现代专家学者认为, 《崇文总目》的解题,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创了一种将各书、作者、内容、篇卷综合介绍新的、更为完善的叙录体解题形式。但一些学者也对《崇文总目》的叙录颇有微词。南宋郑樵就曾对其“注说”和“释”提出过批评：“古之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注解者，人之姓名耳”，“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注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繁矣，何用一一说焉？”“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后来，《崇文总目》的叙录就逐渐亡佚了。
关于《崇文总目》叙录亡佚的原因，史上有二说：一说亡于郑樵。清代学者朱彝尊和《四库全书》编纂者持此观点。朱彝尊言：“《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获。归田之后，闻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以语黄冈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予。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比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叙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考原本於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 “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见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一说亡于传抄者，清代杭世骏、钱大昕、钱侗等学者和近现代目录学家多持这一观点。杭世骏言：“竹诧检讨谓删去解题，始于郑夹漈作《通志略》，非也。马贵与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后夹漈百余年，其书皆引证其说。嘉定七年，武夷蔡骥刻《列女传》，首简亦引此书，则知此书在宋时原未有阙，后世传抄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删去耳。”钱大昕辨析道：“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不过一时揣度之词，未及研究岁月。”
至于后来又出现作者为“刘玄”（一说刘先之），仔细查看《宋史·艺文志》，属一些年鉴研究者不明古文文法误读误判所致。按，古文皆为竖排，由右向左阅读。《宋史·艺文志》著录“年鉴一卷”条，右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太公、师旷、东方朔撰”，左为“刘玄一作（先）之月令图一卷”，均分行排列，一书之作者，多列于书目之前，有则书，无则阙，绝无左右两书不加句逗连读之理。“刘玄之”（而非“刘先之”）当为《月令图》作者，而非《年鉴》撰人。在《宋史·艺文志》五行类中，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廖惟馨星禽历一卷”，左为“杜百一作相伯子禽法一卷” （见 《宋史》第15册第5250页），显然，《星禽历》一书为廖惟馨所撰，《禽法》一书为杜百子所撰（或相伯子所撰），而不能理解为《星禽历》的为杜百子所撰（或相伯子所撰）。至明代，《宋史新编》著录“年鉴一卷”条，也清楚列明前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大公、师旷、东方朔撰”，后为“刘玄之月令图一卷玄一作先”；《国史经籍志》前为“黄帝朔书一卷师旷、东方朔 月令图一卷刘先生 四民福禄论三卷李淳风”，后为“福禄论三卷”。
综上所述，在北宋前期的官修书目中似著录有“年鉴”一书作者，及至南宋郑樵，目录典籍中撰者姓氏就无著录了。清代钱侗经多方辑佚考订，仍无结果。当代研究文献或工具书中署“年鉴一卷”为“刘玄”（或刘先之）撰，乃误读误判古籍文献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