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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年鉴》一书考略(上)

点击数:48792011-01-24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为许多人误读误判,而相关文献研究缺失。本文从目录学角度,辨析著录源流,考订作者虚实,提出“《年鉴》一卷”最早著录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为北宋前期国家馆藏典籍。《年鉴》一书原有作者,自郑樵《通志·艺文略》后,作者遂佚。

关键词宋代;年鉴;考证

 

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宋史》卷二百六《艺文五》曾收录“年鉴一卷”。 追溯“年鉴”一词,年鉴界乃至辞书界普遍采用《宋史·艺文志》记述一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一些早期年鉴编纂者就认为:“年鉴之作,由来久矣。《宋书·艺文志》列有《年鉴》一卷。原书虽佚,足证我国古代已有此书。”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年鉴事业的勃兴,《宋书·艺文志》有关年鉴的记述在年鉴专业书刊、图书馆学刊甚至工具书中广为人们所引用。除少数人继续沿引宋代即有年鉴一说外,部分研究者又对《宋书·艺文志》“《年鉴》一卷”的记述作出了新的判断和推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中文‘年鉴’这个词,最早见于宋代,《宋史·艺文志》曾记录有《年鉴》一卷,但该书早已佚亡,现在已无从知其内容,很难断定它是否与现代概念的年鉴名副其实”。“《宋史·艺文志》中有《年鉴》一书,但它已佚。而内容到底是什么,没有见到当时人的介绍和评述,因此很难说它是我国第一本年鉴。”第二种观点认为,“‘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元代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修撰的《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宋代刘玄撰的《年鉴》一卷。”第三种观点推测,“该书的内容可能与天文占卜有关,与我们现在讲的工具书恐无涉。”

《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年鉴”一条的表述即采纳了上述部分观点。该书第一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表述是:“在中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无从知其内容”,《新闻·出版》卷则在“《年鉴》一卷” 的表述后注明了作者“刘玄”。新近出版的第二版本仍沿用其说。

检索年鉴学术文献,关于宋代《年鉴》一书的研究仅在相关研究中偶有提及。《年鉴》一书始见于宋代何时,作者有无著录,属于什么内容的书籍,又亡佚于哪个朝代,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从目录学源流角度略作爬梳,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著录源流

 

我国目录之学开创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目录学家的标准。从目录编制的功用上划分,一般把我国古代目录书籍分为国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国家目录即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由政府主持编制的目录,又称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即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当时的图书情况记录整理,成为史书的一部分而随史书流传下来的目录;私家目录则是根据私人藏书所编制的目录。据专家统计,从汉魏迄明末,官修目录60种,史家目录14种,私家目录60种。宋以前,官修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亡佚殆尽,现存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尚无“年鉴”一词的记述。

宋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开国后,政治统一安定,经济恢复发展,雕版印刷术广泛开展运用。在“兴文教,抑武事”的思想指导下,宋代诸朝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撰,搜书、刻书、校书、考订书籍成就斐然,官私目录编制日趋繁荣,目录学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这一时期,编制的政府藏书目录有《崇文总目》、《秘书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史志目录有《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私人藏书目录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等。“年鉴一卷”即始见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成书的宋代第一部有解题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中。元代修《宋书·艺文志》,是根据宋代《崇文总目》、《秘书总目》等删并而成。《崇文总目》著录时间较1345年成书的《宋书·艺文志》早304年。

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藏有“谬滥之书”,命张观、宋祁等定其存废,删去伪谬和重复,对疏漏的进行补写校对。后又派王尧臣、殴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仿唐开元年间所编《群书四部录》体例,编著书目。经过7年的编撰,于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成书,由王尧臣等奏上,赐名《崇文总目》。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著录四馆藏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原书六十六卷,叙录一卷。《崇文总目》在宋末元初已残缺,明清时期仅有简目流传。现存《崇文总目》版本有三:一为宁波天一阁的明抄宋版《崇文总目》一卷,有目无释,上有“阙”字,称“绍兴改定本”;一为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十二卷,为武英殿聚珍版本,也称“大典本”或“四库辑本”;三为清嘉庆四年(1799年),钱侗等人的辑释本,以家藏范氏天一阁抄本为基础,从《殴阳文忠公文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均辑成《辑释》五卷、《补遗一卷》,辑得原序三十篇,原释九百八十条,引证四百二十条,称“钱辑本”。“钱辑本”子部五行类上“四民福禄论三卷”后,著录“年鉴一卷”。

尽管《崇文总目》早已残缺不全,不能尽见其原书全貌,但该书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后来学者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今观其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伪,核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见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近世专门研究者认为,《崇文总目》上承《群书四部录》,下启《四库全书总目》,是宋代书目有传本中最早的一部,现有解题书目中(除佛家经录外)所存最早的一部分,也是现存北宋所编书目唯一的一部。它的纂修,是对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搜集历史文献的总结,成为后代官私目录体例上的范例,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崇文总目》首次著录“年鉴一卷”后,包括《宋史·艺文志》在内,历史上“年鉴”一书著录凡五次,分别援引如下: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四十二“五行类上”著:“年鉴一卷 通志略不著撰人”(见“钱辑本”卷四,《崇文总目附补遗》[三],第247页)。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类·阴阳”著:“年鉴,一卷”(见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第1692页,中华书局,1995年)。

元顺帝至正年间,托托《宋史·艺文志》卷二百六“艺文五·五行类”著:“年鉴一卷”(见《宋史》第15册第5250页,中华书局,1977年)。

明世宗嘉靖年间,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五十一“艺文五·五行类”著:“年鉴一卷”(见《宋史新编》,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明神宗万历年间,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阴阳著:“年鉴一卷”(见《国史经籍志·附录》三,第208页,《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

《崇文总目》系根据国家馆阁藏书编修而成,从现存“钱辑本”中完全可以断定,“年鉴一卷”为北宋前期(仁宗时期)的国家馆藏典籍,并著录于当时的官修书录中。

 

二、作者辨正

 

据统计,宋代300多年间,官修目录有12种,私家目录27种,史志目录6种,绝大部分已佚。现存的仅有《崇文总目》(残)、《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题解》五部。后三部私家目录,无“年鉴一卷”记载。

据上文所引史上五次著录“年鉴”的文献史料,不论是《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还是《通志·艺文略》、《宋史新编》、《国史经籍志》,均未著录“年鉴一卷”作者姓名。“钱辑本”《崇文总目附补遗》在“年鉴一卷”后注“通志略不著撰人”,乃是根据郑樵《通志·艺文略》未著作者而特意增加的“补释”。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小引》云:“侗家旧藏四明范氏天一阁钞本,止载卷数。时或标注撰人,然惟经部十有一二,其余不过因书名相仿,始加注以别之,此外别无所见,读者病焉”,遂“区类搜采,其引见古今载籍者,辑而缀之”,“或原释无从考见,乃为博稽史志,补释撰人。”因“博稽史志”无果,于是采用了《通志·艺文略》的说法。从“年鉴一卷”五次著录的流变来看,自南宋郑樵未注明作者等情况之后,该书作者就不为后人所知了。

由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钱辑本”《崇文总目附补遗》引《通志·艺文略》“不著撰人”,北宋王尧臣等在《崇文总目》收入“年鉴一卷”时有无著录作者呢?另外,在《通志》问世近900年后,作者“刘玄”(一说刘先之)为何又出现在一些年鉴研究和工具文献中呢?

其实,《崇文总目》成书时,原有关于“年鉴一卷”作者等情况的记述。古代目录典籍大多有叙录。叙录,一称解题,或称释,旨在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崇文总目》体例,原书有序释,每书首列书名、次卷数,最后为撰人或注释者的姓名,每类书目前面有总计此类部、卷的数字。“自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对于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校书之曲折,皆覼缕述之。遂开后世解题一派”,《崇文总目》“即完全接受《别录》之体例,对于一切皆一一详论者也。”清代学者也认为:“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佚,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矣。”现代专家学者认为, 《崇文总目》的解题,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创了一种将各书、作者、内容、篇卷综合介绍新的、更为完善的叙录体解题形式。但一些学者也对《崇文总目》的叙录颇有微词。南宋郑樵就曾对其“注说”和“释”提出过批评:“古之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注解者,人之姓名耳”,“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注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繁矣,何用一一说焉?”“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后来,《崇文总目》的叙录就逐渐亡佚了。

关于《崇文总目》叙录亡佚的原因,史上有二说:一说亡于郑樵。清代学者朱彝尊和《四库全书》编纂者持此观点。朱彝尊言:“《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获。归田之后,闻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以语黄冈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予。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比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叙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考原本於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 “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见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录类一)。一说亡于传抄者,清代杭世骏、钱大昕、钱侗等学者和近现代目录学家多持这一观点。杭世骏言:“竹诧检讨谓删去解题,始于郑夹漈作《通志略》,非也。马贵与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后夹漈百余年,其书皆引证其说。嘉定七年,武夷蔡骥刻《列女传》,首简亦引此书,则知此书在宋时原未有阙,后世传抄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删去耳。”钱大昕辨析道:“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不过一时揣度之词,未及研究岁月。”

至于后来又出现作者为“刘玄”(一说刘先之),仔细查看《宋史·艺文志》,属一些年鉴研究者不明古文文法误读误判所致。按,古文皆为竖排,由右向左阅读。《宋史·艺文志》著录“年鉴一卷”条,右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太公、师旷、东方朔撰”,左为“刘玄一作(先)之月令图一卷”,均分行排列,一书之作者,多列于书目之前,有则书,无则阙,绝无左右两书不加句逗连读之理。“刘玄之”(而非“刘先之”)当为《月令图》作者,而非《年鉴》撰人。在《宋史·艺文志》五行类中,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廖惟馨星禽历一卷”,左为“杜百一作相伯子禽法一卷” (见 《宋史》第15册第5250页),显然,《星禽历》一书为廖惟馨所撰,《禽法》一书为杜百子所撰(或相伯子所撰),而不能理解为《星禽历》的为杜百子所撰(或相伯子所撰)。至明代,《宋史新编》著录“年鉴一卷”条,也清楚列明前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大公、师旷、东方朔撰”,后为“刘玄之月令图一卷玄一作先”;《国史经籍志》前为“黄帝朔书一卷师旷、东方朔  月令图一卷刘先生  四民福禄论三卷李淳风”,后为“福禄论三卷”。

综上所述,在北宋前期的官修书目中似著录有“年鉴”一书作者,及至南宋郑樵,目录典籍中撰者姓氏就无著录了。清代钱侗经多方辑佚考订,仍无结果。当代研究文献或工具书中署“年鉴一卷”为“刘玄”(或刘先之)撰,乃误读误判古籍文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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