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年鉴观

科学的年鉴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自然延伸，是对狭隘的年鉴观念的扬弃，对传统年鉴理念的提升，是以年鉴的内在质量为核心，以年鉴事业的发展繁荣为目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年鉴观，应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年鉴工作的现状、实际出发，重新审视年鉴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年鉴编纂、年鉴工作、年鉴事业发展的内涵，不仅要在编纂策划上贯穿科学发展的思路，在工作推进上体现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要在事业发展上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

一、树立协调发展的年鉴事业观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也是年鉴工作的第一要务。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对年鉴而言，就是要从年鉴编纂本身的狭隘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修志编鉴的封闭思维中解放出来，推动年鉴事业的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使年鉴事业发展与地方志事业发展相适应，与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相适应。

 从年鉴工作现状看，年鉴事业发展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年鉴编纂与修志工作不相适应。修志编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回溯地方志工作的轨迹不难发现，与地方志工作蓬勃发展相比，地方综合年鉴发展相对滞后。以江苏为例，截至2007年底，首轮省、市、县三级修志任务圆满完成，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全省地方综合年鉴发展到100种，但全省尚有20个县（市、区）综合年鉴编纂为空白，7个地级市尚未实现县（市、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区存在重志书编修轻年鉴编纂的现象。二是埋头编鉴与职能要求不相适应。地方志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步后，新组建的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大多属事业单位性质。一些地区综合年鉴长期在体制外运行。体制的局限和年鉴编纂的双轨制，导致年鉴系统本身组织网络和管理职能上存在先天不足。各级地方志机构在与年鉴机构的关系问题上，长期归属不明、职责不清、关系不顺。部分市、县首轮修志任务即将结束后，为了保机构，积累地方志资料，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编鉴上来，但在工作推动上大多停留在研讨协作的层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后，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性质重新得到明确，但管理松散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各级地方志机构职能履行并未完全到位。三是传统的纸介质年鉴与现代数字出版技术飞速发展不相适应。数字出版技术是现代出版传播的一次革命。数字出版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出版物的集成性、覆盖率和使用率大幅度提高，也使制作成本和营销成本进一步下降，对于主要以纸介质形式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无论在出版理念或者传播途径等方面都面临挑战。较之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的快速转型，年鉴的数字化、网络化步伐仍然落后。目前江苏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年鉴出版电子版光盘。全省地方志系统37个网站中，只有15个市、县（市、区）的年鉴共47卷上网，其中2007年卷上网的仅7卷。四是单一的年鉴编纂成果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年鉴编纂属于文化事业范畴。《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要拓宽领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长期以来，由于人手紧缺，各级年鉴部门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鉴本身的编纂发行上，工作视野不够开阔，地情研究比较薄弱，很少留下记述和反映区域性年度现状的鲜活记录和读本。相反，由相关媒体或专业机构编纂的各种年度记录之类的出版物却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江苏省志办2006年10月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来，全省编纂出版的地情书达109种，其中真正反映年度性的资料记录和地情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大多属手册、概览、指南之类，年鉴工作者的职责未能充分履行和发挥。

 加快年鉴事业发展，必须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入手，把繁荣文化事业、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年鉴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年鉴系统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式、工作模式和认知方式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发展理念，是年鉴事业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年鉴工作者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跳出年鉴看年鉴，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看年鉴，要澄清年鉴工作的模糊认识。《条例》颁布前，综合年鉴的发展几乎处于自发成长状态，缺乏指导，缺乏推动，缺乏督促。《条例》颁布实施后，一些地区对编纂综合年鉴存在模糊认识。随着《条例》贯彻的不断深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性质、人员身份被重新确认，作为一级政府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除了完成自身编鉴任务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加强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地方志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全面履行好、落实好《条例》和各级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要强化工作职能。按照《条例》和各地出台的具体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管当地综合年鉴工作，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年鉴编纂的重要职责，理顺上下工作关系，健全年鉴组织网络。要重视工作指导。定期召开年鉴工作会议，总结成绩，分析问题，明确思路，做出部署。围绕大纲制定、编纂理论、年鉴创新、地情资料开发利用等课题重点组织研讨，探讨难点问题，推广好的做法。加强调查研究，针对少数地区综合年鉴编纂空白等问题，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推动综合年鉴的全面普及和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要建立工作规范。重视年鉴工作管理规范、编纂质量标准和激励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年鉴备案制度、年报统计制度、年鉴审核报批制度、年鉴工作量化考核等制度，规范年鉴的编纂出版，全面提升年鉴的质量水平。同时，建立定期表彰奖励机制和质量评比机制，提高年鉴的社会认知度，扩大年鉴的社会影响力。

二、树立科学规范的年鉴质量观

 年鉴的质量，从外在表现形式上来说，体现为编校质量、装帧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但核心是内容质量。年鉴的内容质量反映年鉴的发展质量，体现年鉴的发展水平。

 随着年鉴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年鉴质量评比的开展、业务培训的加强、工作研讨的深入，20多年来，年鉴工作理念不断创新，编纂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装帧和版式设计不断改进，年鉴编纂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编鉴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各级地方志机构指导编鉴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加之许多年鉴单位面临经费压力，各级综合年鉴整体质量水平不是很高。

 提高年鉴编纂的内容质量，重点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一）在整体策划上融会贯穿科学发展的思路。

 内容的整体策划是编纂高质量年鉴的前提。策划有道，年鉴才能形神兼备；创意有方，年鉴才能鲜活亮丽、特色鲜明、主题突出。许多年鉴分类显得零乱，框架显得呆板，内容显得苍白，不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缺乏整体策划，缺乏灵魂，缺乏内在的联系和贯穿其中的主线。

 整体策划年鉴，前提是要科学分类。年鉴的栏目设置、框架结构应当随着年度工作重心的变化与时俱进、，有所创新。目前，绝大部分年鉴都采用小编体的形式，基本按照部门或行业进行分类。仅仅从形式上看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未能把握好科学的分类标准，尤其是从多达三四十个栏目中很难看出内在系统的有机联系。关于分类问题，目前，大到行业、产业、经济成分，小到组织机构设置、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零售业、会展业等都有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分类标准。各地如何谋篇布局、如何整体策划，不能照抄照搬，而应因地制宜，总的原则和取向是要与行政区划层级相称、与科学发展的路数相符、与年鉴所要表现的内容相应，体现相关性、一致性、均衡性。在科学分类问题上，还要处理好系统分类与特色内容的升格问题，不宜简单地把年度的重点工作、特色工作一味作升格处理。

 整体策划年鉴，最根本的是要吃透地情。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特定区域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涉及门类广，内容的综合性较强。年鉴工作者不能满足于组稿现状，简单停留在部门单位提供资料的层面，应当注重平时资料的日积月累和总结归纳，重视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善于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和收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有关情况，对年度资料、对区域发展现状有较为深入的把握。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从宏观层面准确把握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全面领会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科学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深刻洞察区域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正确认识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从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梳理线索，在全面、系统积累的基础上把握规律、驾驭全局。

 （二）在内容选材上深度记述科学发展的实践。

 年鉴是现实生活的综合记录。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开放型经济的突飞猛进到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从工业化、城镇化到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再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扩展到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年鉴作为年度性信息密集的权威资料，应当体现执政理念，折射时代变迁，忠实地留下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全景记录。

 深度反映科学发展的实践，核心是要在年鉴内容上充分体现“发展”取代“增长”的理念转变。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文字表述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执政理念、发展模式的变化，它体现了发展内容和领域的新开拓，发展层次和水平的新提升，发展主体回归和价值指向的新变化。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谈不上发展，但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在反映经济发展上，年鉴不能仅仅罗列项目、堆砌数字，而是要综合记述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情况，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情况。在反映生态建设上，年鉴不能仅仅局限于几个条目，而是要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从重点流域治理、重点行业治理、重点领域治理等层面关注生态建设。

 深度反映科学发展的实践，必须重视统计数据的科学运用。数据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重要形式。反映一个地区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不运用数字。但年鉴如何科学运用统计数据，应该仔细推敲。目前，年鉴在运用统计数据中，普遍存在“五重五轻”现象，即：重经济指标，轻社会人文指标；重速度指标，轻效益指标；重数量指标，轻质量指标；重总量指标，轻人均指标；重平均指标，轻差异指标。年鉴编纂要适应科学发展的形势，对各项统计数据进行重新审核，去除无统计意义或已经废弃的指标，增加体现科学发展的新的指标内容。

 （三）在编辑把关上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的标准。

 年鉴的内容质量，不仅反映在资料的取舍上，还体现在编辑质量的把关上。由于年鉴供稿渠道的单一性、撰稿人员的局限性，各地各单位提供的稿件，难免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成分甚至政绩色彩。在对待稿件的质量问题上，年鉴工作者往往注重的是供稿手续是否齐全、条目要素是否具备、资料内容是否完整，而很少考虑撰稿者的身份和立场，不太重视甚至忽视所供资料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政绩观问题上认识出现误区，片面强调经济指标，大搞“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盲目上项目、卖土地、建新区、搞量化，年鉴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了这些政绩观的痕迹，数字水分、形式主义的东西、华而不实的内容在年鉴中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有悖科学发展的表现。

 坚持科学发展标准，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编辑工作，用正确的政绩观看待实践，用存真求实的态度探究虚实、明辨真伪，做到不溢美、不隐恶、不掺水分、不哗众取宠、不微言大义。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容坚持不入，与正确的政绩观背道而驰的内容坚决不上。

三、树立辩证统一的年鉴效益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精神文化产品进入消费和流通领域，都面临效益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年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发挥年鉴的功能和作用，加快年鉴事业的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在年鉴效益问题上，目前有两种现象或倾向需要引起我们深入思考和高度重视，一是片面追求年鉴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二是过分夸大年鉴本身的作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必然导致年鉴形象受损，年鉴作用的泛化或过分夸大年鉴的作用则完全混淆了年鉴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对年鉴效益的不同看法，主观上源于对年鉴本身理解的差异，客观上主要是出版经费的制约。需要在两个方面深化认识。

 一是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年鉴编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年鉴是政府主管或主办的官书，主要阅读对象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其功能和作用也主要是提供面上情况，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参考资料。受众有限，阅读范围有限，作用发挥有限，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

 二是年鉴工作者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大有可为。说年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否定或排斥年鉴工作可以创造或者追求经济效益。年鉴追求经济效益，功夫在诗外。年鉴工作领域广阔，事业发展仅仅停留在编纂单一的年鉴产品上是远远不够的。年鉴工作本身承载着存史、资政、教化的使命。全面记录和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从不同视角、各个侧面保存鲜活的年度记忆，为后世留下更加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是当代年鉴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现代出版市场空间很大，年鉴工作者大有作为。年鉴工作者要打破只编一本书的概念，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发掘新的选题空间和新的载体形式，不断开拓新的出版领域，尽量满足社会对年鉴出版产品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要在深入研究地情、推出年鉴精品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推出多样化、高质量的地情编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