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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提高年鉴实用价值

点击数：33962010-05-20 00:00:00　来源: 腾龙公司客服中心-19908888867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年鉴实用性欠缺的原因，提出年鉴应该注重社会服务性的观点，为此应从着力提高年鉴存史价值、大胆创新年鉴条目设置、积极开拓年鉴组稿渠道、多样拓展年鉴出版形式等四个方面提高年鉴实用性。同时，建设当前年鉴界在强调创新的同时，应当注重将实用性作为创新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年鉴实用性；创新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可以说，年鉴的实用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年鉴的实用性实现得还不够理想，有些甚至很不理想。“目前我国年鉴界存在的普遍现象是质差量少：套话较多，语句不精，内容重复，数据缺项，信息覆盖面窄，新行业资料少……”①很多年鉴块头很大，份量很重，页码很厚，门类很全，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为读者提供的可查可用的资料却很少，致使读者望书生畏，掩书兴叹。提高年鉴的实用性，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各家年鉴的当务之急，也是年鉴事业繁荣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年鉴实用性欠缺的根源

当前中国的年鉴实用性普遍不强的原因，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在于我们思想上对年鉴服务对象的错误定位。中国的绝大部分年鉴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问世的，多为政府主办，可以说它们在诞生之初，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的影响和制约。许多年鉴人有句办年鉴的口号：“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政府的支持使年鉴拥有了“官书”地位，由政府主办，获得了政府在政策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保证了其资料的权威性、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但同时，“背靠政府”给了年鉴稳定发展的“安乐窝”，大大削弱了年鉴在“面向市场”时候的压力感，也使得年鉴由此沾染了一些“官腔”、“官架子”。“背靠政府，面向市场”反映的是一种“俯视”视角，一种“官商”（或者说单方面供给信息，不考虑受众需求，不需要受众反馈）办年鉴的理念。年鉴人在思想意识上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想法，逐渐疏离了市场。而疏离市场，便难免导致年鉴服务对象定位的失误，把年鉴当成政府的形象工程，充满长官意志，忽略了本该成为年鉴读者主体的广大群众的需要，从而造成年鉴实用性要求被忽视甚至无视。

二、正确定位年鉴服务对象

既然年鉴不是政府的形象工程，那么年鉴的服务对象应该是谁呢？笔者很赞同中国期刊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先生的话：“立足地方特色，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文化品位，坚持公共服务”②。在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委员首届学术年会上，《宝山年鉴》编辑部的胡新力同志也在他的论文《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年鉴的创新与研究的几点讨论》一文中，针对“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提出了年鉴定位新口号：“依靠领导，服务社会”。祝君波和胡新力两位专家都强调了年鉴的社会服务性（或说公共服务性），也就是说，年鉴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笔者以为，这样的定位是既符合年鉴特色又符合社会需求的。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工具是人的工具，就应当为人服务，为社会服务。我们现在事事讲以人为本，年鉴又何尝不应该以人为本呢？因此，我们只能跟着读者的现实需要走，跟着社会的实际需求走，而不能高高端着“官书”的架子继续闭门造书。只有摸准了市场需求的年鉴，才能真正成为为社会欢迎的年鉴。比如长期畅销的《世界年鉴》和英国的《简氏年简》，它们成功的奥妙就在于知道市场需求什么，读者期待什么，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现在中国的众多年鉴，还鲜有为市场热烈欢迎的品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三、提高年鉴实用性的有效途径

那么如何有效提高年鉴的实用性呢？笔者根据自身有限的工作经验，翻阅了近年国内的一些年鉴，又参考了大量年鉴理论成果，认为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年鉴的实用性。

⒈ 着力提高年鉴存史价值。年鉴必须从存史、资政的原则出发，不媚俗、不媚上，说实话，记实事。这样的年鉴才会赢得读者的信任和尊重。年鉴的存史价值毋庸置疑，然而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局囿，导致不少年鉴的内容选择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尤其是对负面信息常常沉默无语”③。这样，我们的年鉴所存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被人为美化过了的、不能反映真相的伪史。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群众对官办年鉴的信任度，甚至认为年鉴就只是官方装饰门面用的工具，专为官方歌功颂德而存在。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片面性，但究其根源，每个年鉴人却也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年鉴只有真正做到实话实说，才有其作为资料性工具书的真正意义的，也才能真正发挥年鉴这个“鉴”字的价值，记载史实，存鉴后世，然后才能取信于民，得到读者的认可。

⒉ 大胆创新年鉴条目设置。年鉴的实用性首先取决于年鉴反映的内容，而内容主要通过条目来实现。由于年鉴是逐年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其中有些条目大致稳定，但很多条目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需要不断更新。年鉴工作者要多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捕捉新信息，平时要注意发现和收集全局工作中的热点和闪光点，要适时引导撰稿人员将新情况写进条目中去，条目的设置必须由全面反映走向“大、要、新、特”，从而使年鉴迅速客观地反映现实。在增加资料性条目后，对没有普遍社会使用价值的条目进行压缩或摒弃，保证在不扩增篇幅的前提下，努力增大年鉴的信息含量。

以城市年鉴为例，条目的创新就包括了对城市特色和年度特色两方面的反映。横向来说，不同城市间的条目设置要能体现出各自城市的特点，可以避免“千鉴一面”的尴尬局面。如杭州作为一座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集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景与一体，《杭州年鉴》就很注重体现城市的这一特点，长期将“西湖风景名胜”和“文物”设置为两大类目，在卷首彩页中也充分体现杭州“人间天堂”、历史久远的特色。纵向来说，同一城市的条目设置要体现出当年的年度特色，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如2009卷《深圳年鉴》紧密结合年度特色，增设“深圳有爱”和“珠三角经济圈”两大类目，前者内容涵盖政府抗震救灾组织行为、主要机构救灾实绩和抗震救灾模范人物等方面，展现深圳这座文明城市的大爱精神和深圳速度在抗震救灾中的充分体现，后者紧密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步伐，及时展现珠三角经济圈建设情况。

⒊ 积极开拓年鉴组稿渠道。年鉴实用性的提高，要求年鉴编辑必须在编辑活动的每个环节自觉贯彻服务社会的意识，从某种角度说，年鉴编辑工作的整个过程，就是围绕读者群寻找需求和实现需求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年鉴编辑部大多采取的是“守株待兔式”的组稿方式，来了什么“米”，便做什么“饭”。这种被动的编辑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信息时代的要求，所组编的年鉴稿往往缺乏鲜活的生命力，缺乏社会认同感。所以年鉴编辑部应当积极开拓年鉴采编渠道。

首先，要扩大信息来源。除了对传统供稿单位征稿外，可以将征稿面扩大到一些研究院、专业协会、科研机构，并聘请特约撰稿人，进行专项调查，写出一些有深度、高价值的调研文章载入年鉴，提升年鉴的理论高度。2009卷《深圳年鉴》分别向专业协会和相关机构征集到四篇专文、三篇调研报告，这些文章内容涉及面广，立足点高，具有很高的存史、查考价值。

其次，充分利用媒体信息。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是年鉴稿源基础之一，将这些资料汇总，是对年鉴进行信息补充的一种好方式。年鉴编辑部要注重利用这种信息，有一个完整的资料收集、整理、汇编流程，在最后总编汇总当中，发现缺什么就从资料中补充什么，真正做到有备无患。2009卷《深圳年鉴》通过利用媒体信息，增加了很多实用性很高的附录资料，并完善了“深圳概貌”类目中的“深圳历史沿革”、“人口与语言文字”、“民族与宗教”、“民俗与特产”、“旅游景点”等条目内容。

最后，做到采编结合，在以编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自撰稿。“守株待兔”式的惯性工作方式，容易导致一些珍贵资料的缺失。对一些部门无法提供，涉及全局性、综合性的条目，年鉴编辑部应当加大约稿力度,建立一支特约撰稿人队伍,另一方面年鉴编辑人员可以亲自组织采写，形成第一手资料，载入年鉴。2009卷《深圳年鉴》的“特色深圳”分目，绝大多数的内容都由本部门编辑主动采写。

⒋ 多样拓展年鉴出版形式。年鉴历来的“官书”性质，使得年鉴的装帧通常都相对比较考究，很适合为政府机构长期收藏备查。而且由于年鉴反映内容的全面性，很多年鉴都是大部头，近百万字的含量，使得一本年鉴往往动辄上百元，这是不符合社会需求的。难以想象，会有多少人会为了查阅年鉴中的部分资料，而花费上百元钱买下整本年鉴。年鉴无人问津，那么其实用性又从何谈起？所以年鉴还必须创新出版形式，除了精装本外，应该多出版一些内容更精简更有针对性的缩略本。这一点，不少地方年鉴已经做到了。如《深圳年鉴》从2002年至今一直出版缩略本。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流行刊物的做法，出版简装本、口袋书、电子光盘等，还可以尝试将综合年鉴按照行业拆分成系列书，读者可以全套购买，也可以根据需要购买其中的一本或几本，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此外，年鉴出版社还应当开拓思路，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如加强和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等大型学术网站的合作，把年鉴电子版放到这些网站上进行有偿查阅，既拓宽年鉴的经费来源，又方便读者查阅，也适应信息时代读者查阅资料的新习惯。中国知网目前已建成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共收录1912年至今的各类年鉴，总计1671种，10725本。④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离年鉴实现网络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能够在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中找到地方综合年鉴的城市一共11个，而这其中的多数也是没有成系统收录的，从2001～2007年全部收录的只有珠海、佛山、梅州、肇庆和湛江5个地级市。⑤

当前的年鉴界，最热门的话题当属“创新”，不能免俗的，本文中我们也谈到了创新的问题。笔者做了一个统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年鉴界的这种倾向：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⑥全库数据中，标题中同时包含“年鉴”和“创新”两个关键词的论文总数共有252篇，而同时包含“年鉴”和“实用”的却只有13篇；近三年（2007～2009年）的全库论文中，标题中同时包含“年鉴”和“创新”两个关键词的论文共有29篇（其中09年10篇），而同时包含“年鉴”和“实用”的却只有07年的1篇。通过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当前年鉴界在整体指导思想上的一种片面倾向显而易见。笔者并非不认同年鉴“创新”，相反很是赞同许家康先生的话：“年鉴不创新，将不会有读者、不会有市场、不会有活力、不会有前途。”⑦墨守陈规显然不是年鉴的出路，不大胆创新，年鉴将无路可走。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年鉴的创新其实只是方式和手段，而年鉴的实用性才是目的和归宿，如果片面地追求创新而忽视实用，是很有舍本逐末的嫌疑的。“在全方位的年鉴创新之中，内容和形式创新是其重点。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直接目的就是增强年鉴的实用性，其它目的都是由此派生的。”⑧当前年鉴的很多创新理论，或许能实现提高年鉴实用性的目的，或许会与实用性的提高背道而驰，最终评价这些理论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对提高年鉴的实用性是否有效。那些最终得到读者认同的，真正实现年鉴实用价值的创新，才是成功的创新。所以，提高年鉴实用性应当成为我们进行年鉴创新改革的主要目标，年鉴人也应当将提高年鉴实用性作为自己的使命去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