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为读者着想遵循写作规范
——也谈综合年鉴和行业年鉴的关系及其他

点击数：30142009-07-13 00:00:00　来源: 腾龙公司客服中心-19908888867

《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3～4期刊登了国存丰先生的文章《简析综合年鉴与部门年鉴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简析》），提出了正确处理综合年鉴和部门年鉴关系的问题，并且以《浙江年鉴2008》和《浙江外事年鉴2008》为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观点。笔者从事年鉴工作多年，并且非常凑巧，担任过这两部年鉴的编辑工作，既有编辑综合年鉴的经历，又有编辑行业（专业）年鉴的经历：1992～2007年，担任《浙江年鉴》编辑工作；2008年退休，受聘于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担任《浙江外事年鉴》编辑工作至今。拜读《简析》一文，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有些问题关系到对年鉴的理解和实际操作，故不揣冒昧，提出来与国存丰先生商榷。

一、行业年鉴应该由综合年鉴协调管理吗？

《简析》提出，“不妨统筹考虑综合年鉴和部门年鉴以及下一级综合年鉴的同步协调发展，形成综合年鉴为统领和主干，部门年鉴和下一级年鉴为部众和枝干的发展格局”，“采取年鉴编纂机构统一管理的办法。各部门设年鉴编纂机构，人员归各部门管理，工作由综合年鉴编纂机构协调管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是不符合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难以实际操作，因而是行不通的。从浙江的现状看，省一级有综合年鉴（《浙江年鉴》），市地一级都有综合年鉴，不少县（市、区）也办起了综合年鉴；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行业（专业）年鉴，如《浙江外事年鉴》、《浙江文化年鉴》、《浙江教育年鉴》、《浙江公安年鉴》、《浙江邮政年鉴》，等等。不仅有省级的，还有市地级的行业（专业）年鉴，如《台州外事年鉴》等。这里笔者将这些年鉴称之为“行业（专业）年鉴”（以下简称“行业年鉴”），而不称为“部门年鉴”，是因为这些年鉴虽多是政府部门所办，但其内容往往突破了本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行业，可以说是一行之总览。例如《浙江外事年鉴》并不是《浙江省外办年鉴》，其所谓的“外事”是“大外事”的概念，并非只是反映省外办的工作，而是涵盖了省级部门、省级企业的外事，全省各市、县（市、区）的外事，并准备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外事、高等学校外事、民间外交等扩展，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全省各行各业的外事工作。行业年鉴的功能与综合年鉴基本相同，不能因为其由某个部门主办就称之为“部门年鉴”，正如目前各级综合年鉴基本上由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主办（方志办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不能称之为“部门年鉴”一样。　　

为什么行业年鉴由综合年鉴协调管理是不现实的呢？首先，如前所述，不管是综合年鉴还是行业年鉴都是政府部门所编（《简析》提到的《浙江年鉴》实际上由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持编纂，而不是该文所说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史志办公室编”），部门与部门之间是平行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一个部门不能“协调管理”另一个平行的部门，其所办的年鉴当然也没有“协调管理”别的年鉴的功能。从性质上看，年鉴有综合和专业之分，这只是内容上的不同，各家年鉴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行业（专业）年鉴不是综合年鉴的分册。综合年鉴内容比较全面，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地区的基本情况，但要深入详细了解某一行业的情况，就有语焉不详的感觉；而这方面恰恰是行业年鉴的优势。因此，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读者群。客观上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在内容上既有分工又有对接，但大家是平等的兄弟关系，不能因为年鉴有“综合”二字，包含了行业年鉴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去管理别的年鉴。好比超级市场里卖小百货、卖家电，还卖服装鞋子，等等，超市就是一个综合性市场，但同时还有大大小小的小商品市场、家电市场、服装城等存在，专业市场的出现并不是超市这个“综合市场”“协调管理”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起作用，超市与专业市场共生共荣，各擅胜场，才形成了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不存在“协调管理”关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年鉴界。其次，不管是综合年鉴还是行业（专业）年鉴，都应该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办刊宗旨、自己的体例、自己的框架结构，不应该强求一致，各家年鉴可以加强联系和沟通，共同探讨一些年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但“采取年鉴编纂机构统一管理的办法。各部门设年鉴编纂机构，人员归各部门管理，工作由综合年鉴编纂机构协调管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办好行业年鉴是各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当然得由部门领导和管理，不可能由别的部门、别的年鉴来“协调管理”。全国有综合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它虽是全国性的，又是综合年鉴，但它有可能去“协调管理”全国的年鉴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同一内容，综合年鉴与行业年鉴出现不一致怎么办？笔者认为，综合年鉴应主动与行业年鉴沟通，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综合年鉴的资料基本上由各部门提供，离开部门供稿，综合年鉴几乎难以成书。行业年鉴集本行业、本系统资料之大成，其资料应当说是权威的。综合年鉴的编辑如果对部门提供的材料有疑问，或者需要进行修改补充，应该主动与行业年鉴沟通（没有行业年鉴的可以与有关部门沟通），求证资料的准确性，商讨修改意见，以此保持双方的一致性，而不是倒过来，要求行业年鉴“大的方面必须与综合年鉴保持一致”。　　

二、行业年鉴不需要设“省情”、某“省概况”吗？　　

《简析》认为，“省情概况”是综合年鉴才能设置的类目，“部门年鉴作为综合年鉴这棵大树上的枝干和树叶，在体例设置上，应该回避只属于统领和主干才能设置的类目”，“省级部门年鉴就不要设‘省情’、某‘省概况’之类的类目”。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所谓“部门年鉴”是“综合年鉴这棵大树上的枝干和树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行业年鉴与综合年鉴不是从属关系，各有各的编辑体系，记载不同的内容，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体例和框架结构。行业年鉴要不要设“省情”？笔者认为要看年鉴内容需要，特别是要看读者的需要。对一些行业年鉴来说，在卷首设置“省情”，不但需要，而且很有必要，而不是《简析》所说的不设“省情”“做得就很好”。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工作离不开全局，离不开整体环境，局部和全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行业年鉴设置“省情”,有助于读者了解地情，了解行业发展的背景。拿《浙江外事年鉴》来说，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外事工作者、外国人等，尤其是外国人，他们与浙江打交道，首先希望了解浙江的基本情况。从《浙江外事年鉴》记载的外事活动可以看出，省领导会见外宾时，往往先介绍浙江省的基本情况。为什么？因为这有助于对方了解浙江，从而有助于双方的往来和合作。《浙江外事年鉴》原来没有设置“省情”，从2008年卷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这方面内容，并在2009年卷中将其升格为类目。年鉴有了全省基本情况，好比人之有眉目，全书内容更显完整、清晰。不仅如此，“省情”还有助于读者对年鉴中其他内容的理解。比如，浙江的义乌市是个县级市，但其每年的外事活动繁多，不但超过了许多地级市，甚至比有的省、区还多。2008年，该市仅接待的外国代表团和外交使节团就达219批、2045人次。在《浙江外事年鉴》中，义乌市所占篇幅比一般县市要多。这是为什么？看了卷首的“浙江省情”就可以知道：浙江是市场大省，而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常驻该市的外国商人就有2万多人，义乌外事活动多就不奇怪了。年鉴设置“省情”类目以后受到读者欢迎，许多读者反映，“省情概况”是年鉴中信息量最丰富、最有可读性的内容之一。诚然，行业年鉴与综合年鉴在内容上免不了会有重复，但是不是需要设“省情”一类类目，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年鉴内容需要出发，从方便读者出发。如果读者需要“省情”资料，而年鉴中没有，我们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到综合年鉴中去找。”那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据笔者所知，不少行业年鉴都设置了“省情”类目，如《山西经济年鉴》、《四川交通年鉴》、《云南生态经济年鉴》、《浙江文化年鉴》，等等。可以说，“省情”是这些年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年鉴的亮点之一。　　

三、年鉴如何体现历史的真实性？　　

《简析》在比较《浙江年鉴2008》和《浙江外事年鉴2008》刊登的图片时，举了一个同一外事活动图片而说明文字不一致的例子，主要是有关领导人的职务不一致。《浙江年鉴2008》：200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会见苏里南议长保罗·斯拉梅特·索摩哈尔乔。而《浙江外事年鉴2008》的照片文字说明中习近平的头衔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时任”等文字。就此，《简析》认为，“如果《浙江年鉴2008》的文字表述是恰当的话，《浙江外事年鉴2008》就应该与其保持一致”。虽是虚拟语气，但看得出来，作者是肯定《浙江年鉴2008》的文字说明的。这就涉及到年鉴规范，涉及到年鉴如何真实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的问题。   

年鉴是什么？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年鉴提供的资料应当是准确的、客观的，否则便没有资格称为“工具书”。因此，准确、客观即真实是年鉴的生命力所在。如何做到真实性？笔者认为，年鉴记载的信息必须具备历史真实性，避免人为的添枝加叶。具体地说，人和事件的信息应该是当时历史情景的再现，有关人的信息，如姓名、职务等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记什么职务，不应该人为地加以改变。就《简析》所举的这一外事活动来说，习近平同志2007年1月时的职务是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2007年10月22日，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2008年3月1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两个职务是2007年1月28日那次会见活动数月后才有的。因此，《浙江外事年鉴2008》对此的记载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而把后来新任的职务人为地加到以前发生的事件上，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违背了年鉴的写作规范。2007年习近平同志调离浙江，任上海市委书记，且看《上海年鉴》和《上海经济年鉴》是如何记载与习近平同志有关的资料的。《上海年鉴2008》：1.“大事记”：（2007年）5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举行。市委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共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2.【召开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2007年）5月12～13日，……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3. 【召开市委九届一次全会】该次会议于（2007年）5月2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市委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再看《上海经济年鉴2008》“特载”：“（2007年）4月4日，市委书记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同是习近平同志，《上海年鉴2008》和《上海经济年鉴2008》对其职务的处理与《浙江外事年鉴2008》完全一样，均遵循年鉴的规范，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载，并未加上后来新任的职务。   

这种对职务的“超前”记载一般出现在职位较高的领导同志活动中。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某个高官落马了，有的年鉴就把跟他有关的事实抹去了，或者改变记述用词，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年出版的《浙江外事年鉴2009》有“2008年8月2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率浙江省代表团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友好访问”的记载，出版社一位责任编辑曾要求我们在王华元的名字前加上“原”字，因为他“出事情”了。但王华元东窗事发是在2009年（4月16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披露此事），2008年8月还是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再者，如果加上“原”字，说明他已不是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那他怎么还能率团出访呢？我们没有采纳出版社的意见，按实保留了这一条。   

年鉴编纂工作中出现上述情况，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个别领导干部的意见；二是对年鉴的特点缺乏认识。有同志认为，上例所记的事情虽发生在2007年，但书是2008年出版的，把新的情况加上去也未尝不可。笔者认为，年鉴姓“年”，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谓“年度性”，即年鉴所收资料以“年”为限，必须以上一年度的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年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封面标示年份与资料年份不一致，两者相差一年，封面标示2008年的年鉴，其内文资料应当是2007年的。当然，有时为了时效性，在“特载”等类目中可以适当登载一些出版年度的资料，但内文所记的事实应该是上一年度的；即使因为内容需要，适量记载了一些历时性的或前瞻性的资料，但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记到上一年度的资料中是不符合年鉴的品格的。   

总之，综合年鉴也好，行业年鉴也好，都是年鉴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各种年鉴应该加强沟通，取长补短，从实际出发，为读者着想，遵循写作规范，共同推动年鉴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浙江外事年鉴》编辑部副主任 韩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