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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第十三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中国年鉴三十五年奇迹史的重要动力 (创新与规范)

点击数:34782013-10-30 00:00:00 来源: 中国年鉴网

内容提要: 本文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从年鉴编辑出版发行、年鉴学术理论研究、年鉴编纂质量检查评比等方面简述了年鉴事业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年鉴出现30多年奇迹发展史的主客观原因。第三部分着重阐述了对年鉴创新与规范关系的看法。第四部分从年鉴队伍建设,继续加强年鉴规范建设和创新力度提出了对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期许。

关键词: 年鉴研究;年鉴创新;年鉴规范;年鉴史


今天讲这个题目,一是因为我国新时期的年鉴从1979年至今,已走过三十五年的历程,很值得回顾。二是年鉴研究会(今称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明年要换届了,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自1996年至今已十七年,该换一换了;而且国家规定,担任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年龄应在70岁以下,我已70有余,前年我把副会长的职务辞了,现在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该退了,在退之前也需要回顾一下,给大家一个交代。三是多年来,有关创新与规范的问题一些同仁发表了多篇文章,有的认为应该先规范,后创新;有的认为规范与创新是对立统一的,两者都应该抓;有的认为规范比创新更为重要,等等。一些同志多次催促我发表看法,以前想为便于争鸣,我不忙发表意见,现在快全退了,我在此也发表一点看法,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鸣。

(一)

早在1999年于长沙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学术年会上,我所作的主题报告《铸造中国年鉴事业第二次辉煌》中,报告第一部分的标题即是“年鉴奇迹”。当时说:“世纪将终,回顾20世纪后期中国的年鉴事业,犹如百花苑圃中一支特别鲜艳的奇葩……早在清光绪五年(1879)中国就有《澳门年鉴》……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年鉴时有时无,萧条经营,即使历史的车轮驶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面貌仍未根本上改观,至1980年中国(未含台湾和港、澳地区)仅有6种年鉴。1980年以后……中国的年鉴事业爆发式地发展起来,构成了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一次辉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这种辉煌景象在世界年鉴史上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亦是很少见到的。在中国大地上所出现的这种‘年鉴奇迹’的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研究”①。

这个奇迹在1999年以后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有更大的发展,直至现在201211月底。主要体现方面,我仍按1999年讲的五个方面加以展开。

1.截至201211月底,中国年鉴有3000多种。1979年至今,我国正式出版的年鉴种数大致如下:19791种,19806种,198114种,198228种,198446种,1986113种,1993640种,19991300多种,2003年约2000种,2008年约2500种②。20123000多种,是19791种的约3000倍,1999年约1300种的1倍多。自20002012年净增1700多种,其增幅超过前20年。在1999年我讲过:“毫无疑问,中国已跻身世界年鉴大国的行列”③。今天,我则要说:中国已是世界上数一或数二的年鉴大国(美国亦有州、县、市年鉴,它一级政区有50州和1个特区,二级政区有3000多个县和约18000个市④,出版年鉴的总数尚未掌握)。世界年鉴的中心曾随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从英国转到西欧,继而转到美国⑤,未来有可能向东亚、中国转移。

2.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百余次。包括全国年鉴学术年会13次,城市年鉴学术研讨会22次,省级年鉴学术研讨会13次,中央级企业年鉴学术研讨会4次,地方专业年鉴学术研讨会6次,地州县(市、区)年鉴学术研讨会13次,共计58次;还有大区、各省、各系统年鉴学术研讨会,截至1999年即有30余次,2000年及以后又有40余次。各级学术研讨会自1997年以后都实行了主题报告制度,使研讨会质量有了基本保证,因而长盛不衰。而且,我们研讨会学术活动做到制度化、常规化,如学委会学术活动“一、二、三”(指一年一次培训班,二年一次学术年会,三年一次学术论著评奖)。感谢各位会长、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及全体成员对学委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央各系统年鉴和全国各地年鉴对学委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举办过全国学术年会的济南、长沙、温州、宜昌、苏州、杭州、深圳等地年鉴对学委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使学委会的学术活动基本上能如期进行。1999年我当时统计是“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约50次”,那是前20年,20002012年仅10多年学术研讨会则达70次以上,而且制度化、常规化。学术活动如此之多,且做到制度化、常规化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中国并不多。

公开发表的论文仅以《年鉴信息与研究》(含《年鉴工作与研究》,下同)和《年鉴论坛》发表的为准,约有3000篇。我们出版世界上唯一的年鉴学术性刊物《年鉴信息与研究》,2010年后出版世界唯一的年鉴学术性刊物《年鉴论坛》。前者共出版84期,其中1999年及以前出版29期(加1999年增刊),20002010年出版56期;《年鉴论坛》创办于2010年,现是一年一期,共出3期。我们的刊物质量自1999年以后也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例如,1999年及以前刊物上论文大多没有引文出处,没有内容提要,没有关键词等。从2000年开始重要文章注有了出处。2010年及以后基本上每篇论文注明了出处和参考文献,附有内容提要、关键词,实现了论文格式的规范化,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接轨。更可喜的是我们的论文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气象。在《年鉴论坛》创刊号的编后语中,讲了本期论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刊有多篇很有水平和深度的论文,它们理论联系实际,既有鲜明的论点,又有较为充分的论据和论述,且尊重知识产权,注明出处;有的论文颇有见地提出了问题,并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讨论和争论。这是我国年鉴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气象”⑥。开始我说的这些年关于创新与规范关系的讨论和争鸣,也说明了这一点。

1999年我就说:“无疑,中国是当今世界年鉴界开展学术研讨最为蓬勃的国家,亦是当前撰写年鉴论文和文章最多的国家”⑦。这个“世界记录”如果是从1999年算起,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自豪地说:这个“世界记录”我们中国已经连续保持了14年,而且至少近若干年内将继续保持下来。

3.开展一系列培训、全书质量评比、编校质量检查等活动。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年鉴培训基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培训基地,共举办10多期培训班。2000年及以后,上海浦东培训基地举办多期培训班,学委会在北戴河等地举办培训性质的研讨班13期(其中在辽宁兴城、山东威海、安徽黄山和铜陵各举办过一期),参加者愈来愈多,其中20128月在安徽铜陵召开的第13期培训班人数达220多人。

学术论著评奖原则上是三年评一次,1999年前评过两次,一是1993年,一是1997年。以后,2001200420082012年评了四次,总共评了六届。学术论著的评比工作,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整套规范化的做法:匿名评比、多轮酝酿、评委回避、差额推举、多轮投票、进行公示等一系列做法。做到了那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包括主持这项工作的孙关龙在内)都支配不了评比工作的局面,由每位评委独立自主地投票的票数决定评比的结果。而且,票决结果出来以后,包括公示过程中,除非发现得奖论著新问题,任何个人都要尊重评委的票决结果,不能任意改变。评比中,我们严格按学术规范办事:发现有越界的论著,我们不评;发现有大量抄袭文字的论著,我们不评;发现不是公开发表的论著,我们不评;发现一稿两投的论文,我们不评等。与会评委(学术委员会成员)工作上都是忘我的,他们历届都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且严格地按规定办事,从不在会上为自己的论著争奖,也没有发现会下串联为自己拉票的现象。在评奖工作中,都坚持质量第一,宁缺毋滥。我非常感谢、佩服他们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每届评比基本上或总体上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会不会有个别论著得奖的奖次欠妥,会不会有个别论著该得奖的没有得或不该得奖的得了,我想是会有可能存在的。

全书质量评比五年一次,继19941999年两届质量评比,20042009年又进行两届评比。评奖标准、评比过程愈来愈规范。其中,参加第四届(2009)年鉴质量评比的年鉴达280种,第二年在济南进行的发奖大会兼第十二届全国学术年会与会人员达320人,是年鉴研究会20多年历史没有过的。这两届评奖我都担任专家复审组组长,我们专家复审组一致认为两届评奖做到了公平、公正。详细情况过去我在有关论文中都有评述,今天时间关系不多讲了。

编校质量检查评比工作始自1996年,当时为校对质量评比,检查的内容是文字、数字用法、单位用法、标点符号4项。2002年向前进了一大步,开始与全国编校质量检查评比接轨,考虑到年鉴界的实际情况,当时检查内容从4项增至7项(增加事实性差错、知识性差错、政治性差错3项)⑧。2005年及以后,则把检查内容扩至10项(增加词语、语法、版面格式3项),检查内容与全国编校质量检查评比全面接轨。现在我们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与全国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的唯一差距,是检查字数为4万字,比不上全国编校质量检查评比是10万字以上或全书。因为我们的评委不可能是脱产的。编校质量检查评比工作,我们学委会也从年鉴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一套规范化做法:每年随机抽定检查评比页码,年鉴编辑部自查与专家检查相结合,专家检查与专家组讨论相结合,专家组意见与年鉴编辑部核查、申辩相结合,最后由专家委员会裁定、专家复查组核审,检查评比结果公示等。我们还从年鉴界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严查宽计”的原则:凡没有定论的用法,国家也没有标准的,即使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用法不完全一致,则不计错;一些年鉴未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表述,用了方言、口头语、拗口的古文等,只要没有语法性、语词性差错,暂不计错;“计错不计好”,是错一定要“计”,用法没有什么差错,但可以改为用更好的、更贴切的,则不计错等。10多年来,我们的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直坚持“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直坚持四个一视同仁:对过去编校质量好的年鉴与过去编校质量较差的年鉴一视同仁,对年鉴研究会负责人单位年鉴与一般单位年鉴一视同仁,对与会专家单位年鉴与其他单位年鉴一视同仁,对是会员单位年鉴与不是会员单位年鉴一视同仁等。由于编校质量检查评比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每年参加(都是各年鉴自愿参加)的年鉴愈来愈多。这里要说明一点,过去10多届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会员单位是不交费的,是会员单位免费享受的一项权利,那时专家的报酬很少,只有每次与会的100元车马费,不到会的还没有,费用是来自把各单位送来参评的年鉴低折扣卖给书店或书商所得的一点款项。这两年,专家的报酬不能那么少了,书店或书商也不再收购参评的年鉴,所以会员单位参评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了(比非会员单位低)。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话,全国省级及其以上群众团体上万个,像年鉴研究会这样连续举办10多届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不松懈地抓质量的团体,似不多见。

4.更可贵的是中国年鉴的发展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主要表现:

① 内容特色前进一大步。中国年鉴初步改变了框架栏目愈来愈刻板,内容愈来愈单调,“千鉴一面”的情况。不少年鉴(包括省级年鉴,相当数量的城市年鉴和中央级年鉴,部分市区县年鉴、中央企业年鉴和地方专业年鉴)早已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面貌了,它们遵照科学发展观,紧紧地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时俱进,常编常新,不断地拓宽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内容丰富,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或专业特色、年度特色、个性特色大大增强。

② 规范化有很大改进。现有相当一批年鉴,约稿方面有一套规定和要求,条目编写有一套体例和规定,条目审稿有一套规范,索引的编制有一系列的要求,编辑部工作也有一套条例等,远比10多年前详尽、规范。我收到好几部这方面汇编本,看了很受启发,触发我在《年鉴论坛》第三辑上开办一个专栏“年鉴栏目推荐”,在编者按语中说:“这是本辑新开辟的栏目,欢迎每一位年鉴人为本刊推荐好栏目、好条目、好专文、好图照、好规范、好点子……”,“本刊主编在此向中国年鉴界推荐一篇文字优美、气势磅礴、资料实在、富有见地的卷首语……”⑨。

不少年鉴条目按年鉴体(辞书体在年鉴中的应用)进行规范,内容简明扼要、实用性强;标题简短明了、确切醒目,都已不是10多年前的面貌了。不少年鉴总结式的文体、文秘化的写法基本上见不到了。

③ 编校质量有了相当显著的提高

④ 装帧设计、索引等都有很大改观。现不少年鉴装帧美观大方、构思新颖、图像清晰、凸显个性,全彩印刷,这在10多年是不敢想像的。实际上,作为工具书的年鉴既要美观大方,又要朴实好用,即物美价廉,不一定全彩印刷。索引在10多年前对年鉴界而言是要不要做的问题,现在相当数量的年鉴仍存在这个问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如何做好索引问题的探索上了。

⑤ 一批精品年鉴正在产生。例如地方年鉴中4次都获中国年鉴特等奖的《广东年鉴》《广西年鉴》《杭州年鉴》《武汉年鉴》《武进年鉴》;后3次连续获中国年鉴特等奖的《广州年鉴》《大连年鉴》《西安年鉴》。中央级年鉴中后3次连续获中国年鉴特等奖的《中国轻工业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

5.涌现一大批为中国年鉴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无论是中央级年鉴系统,还是地方年鉴系统,都有这样一批人才。1999年我也是这样讲的,并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尚丁、刘火子、方厚枢、陈汝鼎等一批老同志为中国年鉴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还要补充说:例如,我们原常务副会长许进录,为这10多年中国年鉴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早逝的苏伯华为中国年鉴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再如,已达古稀之年的马惠平、陈仁礼,花甲之年的刘菊兰、张建明等,从退休至今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年鉴事业作贡献。

(二)

中国年鉴30多年奇迹般的发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我认为是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

1.离不开改革开放、经济蓬勃发展的大环境。我多次说过,年鉴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需要历书,工业社会需要年鉴。1978年前的中国,年鉴事业发展不起来,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工业不发达。即使是19501978年也是这样,那时列强封锁我们,不可能改革开放,什么都强调保密,怎么可能有年鉴的大发展?改革开放了,需要与外界交流;工业发展了,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快速查检的工具书——年鉴。中国年鉴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完全同步的。

2.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中国是一个富有行政化色彩的国家,行政的力量在中国比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在内要强势得多、有效得多,能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这对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的今天的发展是有益的。当然,也要防止过于强势,不适当或不适时的强势。

如果没有1979年邓小平对《中国百科年鉴》所作的“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的指示,中国年鉴发展很难有爆发式的发展,很难出现发展奇迹;如果没有各级政府、各个企事业单位领导的支持,中国年鉴发展也很难有爆发式的发展,也很难出现发展奇迹。中国年鉴发展还有一个国外年鉴界几乎没有的现象,即随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志机构编鉴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保存机构、保留人才,那么到了新世纪,尤其是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大大促进了原来没有办鉴的县、市、区的办鉴积极性。中国现公开出版的3000多种,其中2000多种是在各级地方志系统。所以,我们年鉴界回顾30多年历程时,要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包括感谢各级地方志系统领导对年鉴的支持。

3.离不开中国年鉴界对创新的重视。“创新”一词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o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提出,在19391942年出版的著作中形成系统理论。该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界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凸显。1995526日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把“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以后胡锦涛又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2001年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提出中国年鉴要走“创新之路”。据许家康考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年鉴》张柏鉴在《进取·求实·开拓创新·精心经营——〈广东年鉴〉创刊五周年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已提出“创新”一词。据阳晓儒统计,“从1992年到1999年有9篇文章探讨年鉴的创新问题”。1999年叶宝根给第七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长沙)提交论述“创新”的专题论文——《创新是年鉴发展的生命与动力》……也就是说,早在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于2001年提出走“创新之路”之前的10年,在党中央还没有把“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之前,我们年鉴的同仁已富有卓见地提出了中国年鉴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于2001年提出走“创新之路”之前,年鉴界的一批同仁已写出一批论文探讨年鉴的创新问题,且出现了专论创新的论文。

在行动上,中国年鉴在新时期一开始,即注重“创新”。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在研究世界各国年鉴尤其是各国百科年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全书由“概况”、“百科”、“附录”三部分的全书架构,部类、分目、条目三层次组成的全书框架,这些创造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82年,《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创办《年鉴通讯》(内刊,于1986年《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无私地把该刊移交给年鉴研究中心,成为会刊),该刊一开始便刊登介绍国外年鉴和探讨年鉴编纂理论的论文、文章,培养了中国年鉴重视理论研究的好风气。1984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1985年,创立年鉴研究中心(1991年改名中国年鉴研究会)。1987年,年鉴研究中心、《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上海辞书学会联合举办第一期年鉴编纂研讨班(培训班性质,以后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举办多期培训班)。1991年,中国年鉴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创办《年鉴工作与研究》(1995年改名《年鉴信息与研究》)刊物。1993年,举办全国首届年鉴论文著作评比;年鉴研究会与北京图书馆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首届年鉴展览”。1994年,举办全国首届年鉴质量评比。1996年,举办全国首届年鉴校对质量评比(2002年改为编校质量评比)。1997年,第六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首次实施主题报告制度。1998年,中国年鉴研究会上海年鉴展示中心成立。1999年,首次提出中国成为世界年鉴大国,首次提出年鉴要有个性。2001年,中国年鉴研究会网络中心成立;首届中国年鉴工作(香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2002年,中国年鉴网正式开通,成立中国年鉴数字化、网络化工程研究规划小组。2003年,与北京大学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共建的“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正式启动。2005年,首次提出年鉴编纂的两大基本矛盾、四大基本属性;首次提出办鉴“三民”原则(为民办鉴,记民喜忧,替民说话);正式提出中国年鉴的战略目标“六化”(特色化、风格化、多样化、系列化、数字化、集团化);首次提出构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的任务。 2006年,《上海文化年鉴》《上海年鉴》编辑部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上海图书馆馆藏民国及海内外珍稀年鉴展”,展出包括中国第一部年鉴、创办于1864年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在内的中、英、日、俄等近500种年鉴。2008年,首次提出年鉴不能方志化、方志不能年鉴化;正式提出世界年鉴发展四阶段说、中国年鉴发展三阶段说。2009年,正式提出年鉴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年鉴学学科建立的四条标准。2010年,《年鉴论坛》创刊;首次提出年鉴编辑是专业工作者,应取消年鉴编辑轮岗制度的建议。2011年,正式提出修改《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有关年鉴条文的建议;首次提出年鉴要传播公共信息。2012年,首次提出年鉴编辑“年度感知力”等新概念;首次提出年鉴反映的重点是“基础信息+大事要闻”。

以上活动、措施、制度、理论、概念、标准、建议、组织等,我不敢说在世界年鉴史上都是创新(其中不少确是世界年鉴史上的创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近150年年鉴史上都是创新。实际上,这30多年中国年鉴界的创新远不止这此,如“内视性信息”、“外视性信息”、“年鉴体”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年鉴编纂工作中的新创造,因为我没有查清其最早提出的年份而没有列进去。当然,以上仅是我个人所列,不一定都妥当,有可能检的是芝麻,却把西瓜丢了。其他人有新的列法,都是可以的。我列这些创新及其第一部分讲的五大方面成绩是为了说明两点:①年鉴研究会领导在21世纪初提出以“创新”带动其他工作的思路是对的,成果是丰硕的,不但在年鉴理论创新方面有一系列的成果,而且在推动年鉴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果方面也是颇有成效的。②我国新时期年鉴的创新是有传统的,不是始自研究会领导正式提出创新之时的2001年,而自新时期开始之初的1980年年鉴界的创新即已开始,1992年即开始发表文章探讨年鉴创新的问题,研究会领导正式提出后,年鉴界的创新则更主动、更自觉,规模也更大。

4.离不开中国年鉴界对规范的重视。《中国百科年鉴》开始之时不但重视创新,同时十分讲究规范:制定了“概况”、“百科”、“附录”的三大部分的构架,对概况的写法、条目的写法、附录的内容都有明确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全书有参见,通过参见删去了不必要的重复,构建了全书的资料网络系统;书后自1980年开始就编制了内容非常丰富的主题索引。新时期我国年鉴的起步以《中国百科年鉴》为代表,起点是相当高的。他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套规范对提高中国年鉴的质量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其规范至今仍有价值。从1983年便开始筹备次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会上由《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等10家年鉴单位介绍编纂经验;1985年在合肥举行全国第二次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1986年,先后举行全国地方年鉴、卫生系统年鉴、统计系统年鉴的编纂经验交流会,这些会交流经验的主要内容是编纂规范。1987年,除《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等单位举办第一期年鉴编纂研讨班(实为培训班)外,中央级年鉴等举办了年鉴编纂交流会;以后,于1988198919901991年《中国百科年鉴》共承办5期培训班,被中国年鉴界誉为“黄浦(军校)五期”,主要内容是讲求栏目的规范、条目撰写的规范、附录的规范、文字的规范、版式的规范等。1992年,年鉴研究会委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今信息管理系)在北京举办第一、第二期全国年鉴编辑研修班,1993年及以后又举办多期,很大一部分内容讲的是规范。全国学术年会、中央级年鉴研讨会、地方年鉴研讨会、城市年鉴研讨会、地州县市年鉴研讨会、铁路年鉴研讨会、冶金系统年鉴研讨会,华东片、西南片、华北片、三北片(东北、华北、西北)年鉴和安徽、云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黑龙江等省年鉴都分别召开经验交流会或研讨会,截至2001年换届之前仅华东片年鉴研讨会8次,江苏省年鉴研讨会8次,三北片年鉴研讨会5次。这一系列研讨会,无不探讨和交流规范问题。1994年出版李今山、范作义等著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一书。这一系列规范,为中国年鉴在21世纪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基础。

2001年换届之后,年鉴研究会在提倡创新同时,不间断地抓规范,在前20年抓规范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如学委会继续抓校对质量检查评比,并不失时机地把校对质量检查评比提升为编校质量评比,即使遇到各种阻力,乃至不得不停止检查评比两年,但还是恢复了,并坚持至今,而且确对年鉴的规范化、提高年鉴的质量起了作用。年鉴研究会办公室为年鉴规范化曾多次印发年鉴编辑手册,其中影响大一点的有两个本子,一是2005年由《年鉴信息与研究》杂志社编印的约80万字的《年鉴实用资料》,其“编辑说明”讲:“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委托《年鉴信息与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这本《年鉴实用资料》”;“本书内容丰富、完备,可作为编辑人员培训用资料,也可作为广大年鉴撰稿人了解和掌握年鉴撰稿基本规范的学习资料”。一是2008年线装书局出版的、由许家康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年鉴编辑年册》。在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各次研讨会、培训班上,讲规范都是重要主题,如2001年以后学委会在北戴河等地开办至今已办13次的研讨会(带培训班性质),我与会作了11次报告,讲得最多的是规范问题,包括第二、第三届研讨班上讲《编校质量和年鉴创新》,第五届研讨班讲《重论年鉴体》,第六、第七届研讨班上讲《从年鉴评奖看年鉴创新和编校质量》,在第八届研讨班上主讲《再次呼吁重视年鉴编校质量》,在第九、第十届研讨班上讲《中国年鉴的现状及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已明确提出年鉴条目要用“辞书体”撰写,具体有12条要求,后又把它称之“年鉴体”;明确提出年鉴撰稿不能用新闻体、论文体、科普体、报告体,去除文秘化倾向等一系列规范性要求。我到各个中央级年鉴、中央企业年鉴、各省市年鉴讲课,讲得最多的还是规范,如《怎么撰写年鉴论文》《年鉴的性质和特点》《年鉴大纲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提高年鉴条目质量是年鉴创新的当务之急》《年鉴撰稿十忌、十要》《年鉴和方志要着力编制好主题索引》《年鉴和方志要善于运用参见系统》《论年鉴体》等。从第6至第13届全国学术年会,我所主讲的8个主题报告中没有一个与规范化内容不相关的。综合我以上一系列的报告和讲座,先后对年鉴大纲的规范化要求,年鉴框架条目的规范化要求,条目内容的规范性要求,条目标题的规范性要求,条目文体、文风的规范性要求,年鉴编校工作的规范性要求,年鉴索引的规范性要求,年鉴参见系统的规范性要求,提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在我的思想中,历来认为没有规范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一直强调做任何事要有一个规距,逐步形成一套规范,讲究效率;不间断地重申年鉴不规范,便不可能成为一部好的工具书。

这里我顺便说一下索引问题,在年鉴界要不要做索引问题从理论上讲已解决,但在方志界还没有解决。我在1992年于郑州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已讲到方志要做索引,要引入参见系统,但响应者寥寥。20年过去了,基本面貌没有变,很是遗憾。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与中国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田嘉、李富强一起吃饭时,聊起方志理论研究应很好地研究如何跟上时代、现代化的问题。索引是方志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历史上的方志篇幅小,主要供官员、人们阅读。现代方志,如第一轮的省志动辄就是数千万字,市志、县志数百万字乃至一二千万字,谁有能力通读,那么大的篇幅只能供人们查阅。然而,没有索引(主题索引)怎么查检?没有索引的方志只能是一堆垃圾、一堆废品。今天,深圳市委领导在场,广东省和深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也在场,能不能从我们第二轮的《深圳市志》《广东省志》开始做索引,以后再补做第一轮《深圳市志》《广东省志》的索引,在全国带一个好头。

总之,中国年鉴30多年的奇迹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年鉴界对创新的重视,同样离不开中国年鉴界对规范的重视。创新和规范对中国年鉴事业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三)

下面讲一下我对创新与规范关系的认识。

我同意贾大清等见解:创新与规范是“事关年鉴发展的永恒的两大主题”,而且这两大主题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我赞同胡新力所论述的,规范与创新“是互动的。不能讲创新就不要规范,全盘否定规范化;也不可讲规范而限制创新,把创新视为不规范行为”;“一些同志在谈到年鉴创新时,提出要创新还是要规范,把规范与创新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创新就会导致不规范。其实,这是对年鉴创新的曲解。也有的同志谈创新时,认为讲规范就阻碍了创新,这同样是一种曲解。我也认同阳晓儒2005年说的几句话:“规范与创新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在年鉴编纂工作中,既要强调规范,又要不断地创新。只有这样,年鉴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

我不同意“先规范”、“后创新”的主张,也不认同“要在规范化基础”才能创新的主张、。这两种主张都有片面性,它们把互补互进、密不可分的规范和创新人为地割裂开了,怎么可以规定先搞规范,有了规范化基础才能创新,那么搞规范中要不要创新,搞创新中要不要规范,怎么可能在规范中不要创新,在创新中不要规范呢?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搞了一套规范,其中不少是创新;以后年鉴研究中心做了不少规范性工作,其中有创新。2001年以后,在创新中做了大量的规范工作。因此,这两种主张不符合中国年鉴这30多年发展的实际情况。当然,作为工作阶段的划分,先偏重规范,后偏重创新,我是同意的。事实上,中国新时期30多年的年鉴发展史,我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2000年及以前,偏重于规范的阶段;二是2001年以后,偏重于创新的阶段。

我不认同有人说的,“20012009年,中国年鉴界将近10年的改革、创新热潮,可以说是对前20年规范化的颠覆,年鉴的规范被弃之一边……”。我在第一、第二部分所讲的实际情况证明:2001年以后年鉴创新并没有把前20年的规范“弃之一边”,“对前20年规范化”没有颠覆,而是在前20年规范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我也不赞成说:“孙关龙在第七次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指出,对于年鉴规范化研究的20年作了总结,认为它们铸造了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一次辉煌。但是,到21世纪初,规范化被视为年鉴改革、创新的‘绊脚石’,认为搞年鉴规范化就是‘千鉴一面’”。事实上,前20年的辉煌确实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规范化的研究,而这些规范化研究中不少是创新的成果。21世纪的这10多年的成果不少是得益于创新,同样其中也有不少是规范化方面的成果,继承发展了前20年规范的成果。下面我着重讲三点认识:

1.创新与规范的关系。首先,我认为要搞清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先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一点:创新与规范不是一对固有的矛盾,与创新组成为一对矛盾的是守旧或保守,不是规范;与规范组成为一对矛盾的是随意或无序,不是创新。一些同仁,在理论上没有弄清这一点,误认为创新与规范是一对矛盾,而且认为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讲规范就不能说创新,搞创新则必然要颠覆规范。他们也不充分了解新时期中国年鉴的发展史,以为前20多年是中国年鉴的规范化时期,那段时期没有创新;后10多年是中国年鉴的创新时期,这是不讲规范、视规范为“绊脚石”的10多年。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了我们一些同仁很多年,至少是从2005年至今。所以我在这个报告中先从新时期年鉴30多年历史讲起,30多年的创新和30多年规范的史实说起,然后再从理论上讲它们不是一对固有的矛盾。事实上,不限于年鉴事业,任何事业把创新与规范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我在本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三、第四点中已阐明;前20年或20多年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一次辉煌,不但有规范的功劳,也不能抹杀创新的作用。当然,应该肯定就规范与创新两者相比,前20年主调是规范。后10多年的成果与前20年同样辉煌,其中后10多年的一些成果超过了前20年,这我在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已有交代。这10多年的辉煌,亦是既得益于创新,也得益于许多规范在前20年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一步,当然这10多年的主调是创新。

2.研究会于新世纪初提出以创新推动工作的思路对不对。2001年,年鉴研究会领导提出把创新作为他们任内一个时期的工作主线,这个思路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

① 客观形势要求年鉴研究会这样做。2000年以后,全国提倡创新,以创新为动力推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稍后,又提出要创建“创新型国家”。中国年鉴事业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置于这个形势之外的。

② 年鉴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年鉴研究会这样做。前20年我国年鉴有不少创新,但主要是学习国外的年鉴,并规范我国的年鉴。1999年,我们充分肯定了这20年的成绩,誉为“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一次辉煌”;同时指出:“目前,中国年鉴界存在最普遍的问题是缺乏个性化、特色化、风格化”,如地方年鉴的框架栏目“雷同现象十分普遍……结果是城市年鉴与省域年鉴的框架栏目大同小异,位于西北高原不发达地区的省域年鉴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省域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是一个模式,历史文化名城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性和特色,矿业城市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矿业城市的特色和风格,港口城市年鉴在框架栏目上没有港口城市的个性和风采”;“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力戒模式化,它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也不应该机械化操作,更不能克隆。借用一句有名的格言,‘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的年鉴愈是个性化,才愈是大众的;愈是特色化,才愈有普遍性;愈是风格化,才愈有生命力”。我在那一次会上还说:“过去20年铸造的中国年鉴事业第一次辉煌,主要是实践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数量型的增长。在21世纪要创造第二次辉煌,则必然是年鉴理论和实践共同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质量效益的提高,走个性化、特色化、风格化道路。这样,才能创造出尚老在给大会贺词中强调的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年鉴之路”。老会长尚丁在给当年第七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的贺信中,给我们提出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在探索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年鉴之路”。

大家可以把那时的年鉴翻一下,那时大家学《中国百科年鉴》,地方年鉴的百科内容栏目的编排大多与该年鉴的大同小异。《北京年鉴》缺乏京味,《山东年鉴》缺乏鲁味,《四川年鉴》缺乏川味,《安徽年鉴》缺乏皖味,《广西年鉴》缺乏桂味……这在1999年及其以前的起步阶段、数量增长型为主的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2001年以后,在以质量提高型为主的阶段则是行不通的。鉴于缺乏个性、缺乏特色的现状,又要走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年鉴之路,在新世纪初年鉴研究会提出以创新带动其他工作的思路,是适时的、正确的,我是双手赞成的。这里我要重申一下过去讲的观点,《中国百科年鉴》的“百科”与各地方综合年鉴的“百科”是很不一样的。前者是通识性“百科”,后者是地方性“百科”,两者在内容上、顺序上、重点上及其体系都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志与年鉴是两种文化载体,一些方志办同志在编纂年鉴工作中,思想转轨比较好,在年鉴编纂中、年鉴创新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方志办的同志思想没有转轨,他们用地方志的那一套编年鉴,把年鉴编成地方志的编年卷。针对上述两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我曾提出地方性年鉴的框架栏目设置要突破“百科模式”、“地方志模式”;曾重申年鉴要走个性化道路,提出即使同是地方综合年鉴其框架栏目的设置亦应突出地方特色,避免雷同。有的同仁提出,说这些年的创新“颠覆”了前20年的规范,我反复思量、检查,要说“颠覆”,也就“颠覆”了这两个模式。这个“颠覆”对不对?大家可以评价,历史也会有评价,实际上这10多年实践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这两个突破是“颠覆”,则这个“颠覆”,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证明对年鉴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是有益的。为此,对这个“颠覆”我至今不悔。

在这里为了年鉴事业的发展,我还要重申过去讲过与上述突破相关的一个观点,现在还有一些书、一些论文按年鉴的内容分类,把年鉴分为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两类,或分为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和专题性年鉴三类,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类是欠妥的,是值得商榷的。这样的分类淹没了地方性年鉴最大特性——地方性。它把地方性综合年鉴归入综合类年鉴,与《中国百科年鉴》归为一类,从而造成地方综合年鉴的“百科”搬用《中国百科年鉴》“百科”的现象,抹杀了地方性综合年鉴的地方性特点。地方性综合年鉴的最大特性是地方性,其次才是综合性,它的综合性是从属于地方性的,是地方性的综合,不是通识性的综合。上述一些书和论文把地方性专业年鉴归入专业类年鉴,抹杀地方性专业年鉴最大的特性地方性,其专业性是从属地方性的,为地方性的专业特色,不是专业类年鉴的普识性专业特色(如学科性年鉴《哲学年鉴》、行业性年鉴《金融年鉴》、专题性年鉴《长城年鉴》)。因此,应把地方性综合年鉴与地方性专业年鉴合并为地方类年鉴,作为一个大类,与综合类年鉴、专业类年鉴并列。这样,从内容上分类应该把年鉴分为三大系列:综合性年鉴、地方性年鉴、专业性年鉴(专题性年鉴是专业性年鉴中的一个子系列,两者不能并列)。

③ 符合事物(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事物或一项事业的发展一般规律是:初始阶段都偏重于学习、模仿、规范,当然不排斥其中有所创新。然后进入要有更大发展、更高的目标的阶段,则必须不再局囿于模仿和已有的规范,而要走偏重于创新的路。即一方面要继承,另一方面要创新。不继承,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也很难创新;不创新,只是机械的继承,低级形式的继承,不是真正的继承。前20年年鉴事业的带头人尚丁他们是不希望我们在2001年以后机械地继承他们的规范的(包括规章、制度等),而是希望我们搞发展式的继承、创新式的继承。按尚丁贺词中的话,是希望我们实施从“实际出发”的继承,是希望我们实施“解放思想”的继承,以走出一条他们所希望的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年鉴之路。

以上从中国年鉴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外部客观大形势看,从中国年鉴在21世纪初谋求大发展、走中国年鉴之路的自身需要看,从事物、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上看,21世纪初年鉴研究会提出要以创新带动其他工作的思路,都是适宜的、可行的。

3.10多年创新有没有值得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一贯主张大方向是正确的,不等于一切都对,不能容不得别人批评,即使批评有过火之处,有不很洽当之处。孔老夫子在2000多年前,教给了我们一个做好工作、完善自己的一个秘方——“反省”。反省这10多年创新,我认为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不足,值得吸取教训。

① 就我的工作、学委会的工作而言,至少有以下不足:

a 在倡导创新同时,规范注意不够。虽然我在一年一次的培训班上讲课和到中央各部门年鉴、各地年鉴讲课讲的多是规范问题,但是我在一系列主题报告中没有一个专题专讲规范问题。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

b 创新抓得不实。我和学委会都限于精力和时间(都不脱产),满足于面上的工作,许多年鉴的创新“亮点”没有发现或没有很好地推广。也缺乏分类分层的指导工作,如没有举办年鉴新编辑培训班、校对培训班、审读培训班等分类的培训班。

另外,我有一个允诺没有兑现,应该检讨。2008年在杭州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中,我夸下海口:由我“负责的《年鉴学概论》(书名是否加“学”字再议)一书,计划此次学术年会后启动。拟与年鉴界一批专家和同仁,进行‘科研攻关和协作’完成。计划安排是,第一年出编写提纲(前半年至少拿出四份提纲初稿,后半年开会讨论,几上几下,拿出编写提纲初定稿),第二年写出初稿,第三年完成修改稿,争取第四年出书”。实际上,第一年的前半年一份提纲初稿都没有收到,过了大半年才收到一份距离相当大的提纲初稿。这本书我没有主持完成,是我欠中国年鉴界的债,遗憾的是这个“债”我可能永远还不了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工作、学委会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希望大家无保留地进行批评。

② 再一点值得反思的是正如有的同仁撰文所指出的,现“口头上的创新”,“标签化的创新”不少。如发言不管内容如何,都挂上“创新”两字;写文章不管有没有新意,也都写上“创新”两字。这种文风在中国大陆文化界成了一种顽疾。我们年鉴人应坚决摈弃这种不良的文风,讲究实事求是,坚决摈去形式上的创新、标签化的创新、口头上的创新,说实在话,做实在事,撰写实实在在的文章,进行实实在在的创新。

③ 更需要反思的是这10多年我们的年鉴在质量效益提高型的路上行进的步伐不大,步子不稳。正如有的同仁撰文所批评的:“有不少年鉴无章可循,体例不统一,语言不规范,是资料的大杂烩;有的编纂(得)极其简单,内容单薄,索然无味;有的编纂(得)非常繁琐,内容庞杂,味同嚼蜡;有的不伦不类,名实是非,根本不像年鉴”。更可怕的有些质量一二十年都较好的,正在精品年鉴路上行进的年鉴,近三四年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明显地下滑。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怎么能够不进步,而明显地退步呢?这对不起我们的前辈,对不起我们的时代,也对不起编辑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年鉴编辑队伍的问题。我在20105月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济南)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当前“年鉴编辑队伍亟需加强建设”,指出年鉴编辑队伍现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新同志多了,老同志少了”,“高学历的人员多了,基本功好的编辑少了”,“待遇好了,收入多了,创新劲头少了”。提出年鉴编辑“是专业工作者,不是行政管理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党政人员的轮岗制度对年鉴编辑是不适用的”。“轮岗制度不利于年鉴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于年鉴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不利于年鉴质量的提高,应该考虑取消。敬请有关部门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地方志系统的年鉴专业工作者,每隔二三年或三四年要轮岗一次,又要下去挂职,一挂就是若干年,业务上又不评职称了。这一套行政管理方法极大地挫伤了年鉴专业工作人员对年鉴编纂的钻研精神,对年鉴工作的献身精神。我在济南会议的呼吁,过去2年半了,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年鉴的前途令人忧虑。

年鉴编辑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年鉴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确保年鉴质量的关键”。当好年鉴编辑是很不容易的,“年鉴的编纂是一门学问,一个优秀的年鉴编辑没有多年乃至一二十年的学习和实践是培养不出来的”。对年鉴编辑的行政化管理已明显地影响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亦已明显地影响了年鉴编辑的成长。因此,我在这里再次呼吁相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能为中国年鉴事业着想,能为年鉴编辑着想,让他们能安心年鉴编纂、献身年鉴工作,取消轮岗制,取消挂职制,恢复专业职称的评定工作,为他们钻研年鉴编纂工作,成为优秀年鉴编辑乃至成为年鉴编纂家、年鉴研究家创造各种条件。

(四)

新时期的中国年鉴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是足以可以用“辉煌”两字来表达的30多年。它是中国100多年年鉴史上的奇迹,世界500多年年鉴史上的奇迹,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的奇迹。然而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年鉴大国之一,但还不是年鉴强国,而且距离年鉴强国的路程还相当地远;我国现出版有3000多种年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名鉴,而且距离名鉴的历程亦是相当地漫长;我国年鉴理论研究已在世界上至少已领先10多年,但距离年鉴学及其体系的建成亦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2008年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我就讲了,构成年鉴学及其体系的4项标准及其难度。其他的一些学科,理科的数、理、化、天、地、生,文科的文、史、哲、社、经(济学)、法,乃至编辑学等,在中国都是先引进、模仿,然后创新构建成为一个学科及其体系的,可是年鉴学在国外很少研究,也不见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与论文,所以中国要构建年鉴学及其体系完全是原始性创新,难度也更大);当今我国出版的年鉴量居世界前列,年鉴理论研究也最为蓬勃,但我国年鉴的出版理念和编纂水平距国外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年鉴这30多年经历了奇迹般的发展,但是还远远没有走出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年鉴之路,还远远没有走上中国年鉴持续发展之路。目前,我国的年鉴编纂及其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们中国年鉴人应该为30多年辉煌成果自豪,但是切忌自满、骄傲。

第一,当务之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稳定我国年鉴队伍。中国能不能成为年鉴强国,能不能涌现出一批名鉴,能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年鉴学及其体系,能不能走上中国年鉴的持续发展之道,关键在人,关键在我们的年鉴队伍。怎么加强我们年鉴队伍的建设?首先要稳定,不稳定一事无成,名鉴、年鉴强国、年鉴学、持续发展等一切目标都是空想,都是幻想。原来我们体制内的一大优势——人员相当稳定,现人为地变成了劣势,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第二,我们中国年鉴人要加强自身建设。我们这一辈年鉴人要继承发扬老一辈年鉴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学习,努力钻研,把年鉴工作视为一项事业,而不是视为一项过渡性工作、升官发财的梯子;要自找苦吃,自得其乐,善于学习,善于钻研,勇当中国年鉴编纂家、年鉴研究家,乃至世界年鉴编纂家、年鉴研究家。当前,物欲横行,学术浮躁,享乐主义,金钱拜物教泛滥,可贵的是要一颗平常心,可贵的是要耐得住寂莫,可贵的是能自律,这样便能笑到最后。我们中国年鉴人一定要做“鉴”人,做光明磊落之人,做君子,不做小人,不要有献媚之气,哪怕是半点献媚之气都不能有。现在,有的年鉴把本单位领导的照片,大大地放大置于开卷之首,有的甚至放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照片之前,一翻看年鉴首先看到就是一股献媚之气,这哪是年鉴?有的年鉴正文的每一栏目下,最先见到的不是实质内容,而是厅长、局长、厅党组成员、局党组成员、厅纪监组成员、局纪监组成员、厅和局机关党委成员等一大串名单,为了突出领导的名单空白还留得非常之大,一个单位名单有的占一大整页乃至二大整页。有的年鉴在编辑说明中,肉麻地说在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下……”。现在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都不加“英明”两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条目也一律不加“英明”两字,可在我们的年鉴中却出现了市委、市政府“英明领导”的字样,这种肉麻的吹捧发生在年鉴界,是很不光彩的事……这些年鉴都变了味,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我们年鉴人编“鉴”的使命,编鉴人首先要做“鉴”人,才能不辱使命。胡乔木讲过,资料书不要登载领导人照片、题字。我也多次说中共中央办公厅有规定:凡登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题字,都要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而且,规定是一事一报,即新华社、《人民日报》用过的照片和题字,仍然需要报批。我们年鉴上登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题字大多没有按这个规定办,我们一定要时刻而止。

第三,要继续加强规范的建设,应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加强规范建设的力度。我很同意一些同仁建议的,一些规范可以搞成文件性质的规范,而不是某个人的讲话。无论是名鉴的涌现,年鉴学的构建,年鉴强国和持续发展之路的建设,都离不开相应的规范。它是中国年鉴发展的重要动力,任何时候不可轻视。当然,我们研究会是个群众性组织,搞的规范化文件不具有法规、规章的效力,但总比没有好,对中国年鉴事业也总是有益的。

第四,要继续加强创新力度。创新是中国年鉴发展的重要动力,要铸造名鉴,构建年鉴学及其体系,建设年鉴强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都需要创新,不间断地创新。要搞实实在在的创新,不要口号式的创新、标签式的创新。因此,一定要解放思想。包括现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步骤,是否我们中国年鉴界也要考虑走向世界,我国不少文化走向世界还存在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年鉴如走向世界,许多话语权是在我们手中。乃至能不能联合若干国家的年鉴同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世界年鉴联谊会或世界年鉴研究会。总之,我们既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又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21世纪年鉴的辉煌至今只是开始,后续的辉煌需要我们在座的年鉴同仁和不在座的、正在从事年鉴工作的同仁续写。21世纪是质量世纪,是中国文化大繁荣的世纪,它要求我们年鉴坚决走质量效益提高型之路。21世纪中国年鉴的辉煌,不仅是数量的辉煌,更是质量的辉煌。我预祝今后的中国年鉴事业更为辉煌,预祝在座和不在座的中国年鉴人中及早地涌现出一批年鉴编纂家、年鉴研究家乃至年鉴大家。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恳盼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①③⑦ 孙关龙:《铸造中国年鉴事业的第二次辉煌——在第七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增刊。

②⑤ 孙关龙:《年鉴与地方志的比较研究》,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6期。

④ 孙关龙:《21世纪中国不能没有县》,载《光明日报》19981022日。

⑥ 孙关龙主编:《年鉴论坛》(第一辑),“编后语”,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⑧ 孙关龙《编校质量和年鉴创新——在第二、第三届全国年鉴高级研讨班暨编校质量专题培训班上报告》,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3年第1期。

⑨ 孙关龙主编:《年鉴论坛》(第3辑),“年鉴栏目推荐”,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

⑩ 孙关龙:《中国年鉴的现状及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年鉴论坛》(第一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五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结果的通知》,中版协鉴通字\[2011\]007号。

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第六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获奖名单的通知》,中版协鉴字\[2012\]010号。

孙关龙:《年鉴创新的又一次检阅——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工作评析》,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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